财富成都智库力荐（作者：李华芳 （微博：@RU李华芳）科斯：“如果采取正确的方法，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不仅能解释中国市场经济的运作，而且还能改变经济学。”
　　芝城访科斯

　　为了探访科斯，我提早一天抵达了芝加哥，找了个第二天步行可到科斯住处的酒店住下。2011年的11月11日，芝城风大，天寒，但有星月。晚间在林肯公园边的一家饭店和科斯的助手王宁教授准备第二天探访的流程和问题，回酒店后依旧难以入睡，开始重新读科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我已经阅读过这篇文章数十次了，科斯的英文很容易读。我在梦里演练着见面的场景，从科斯定理说起，应该会是不错的选择吧。

　　“我不喜欢科斯定理。”这是第二天坐下来开始交谈之后，科斯对我说的话，很慢，但说得很清楚。我本能的回应是：“为什么？”他习惯性的停顿，然后重复了一句：“我不喜欢。”我没有追问下去。王宁教授在旁边插话：“他也不喜欢科斯经济学，他喜欢的是正确的经济学”。实际上，任何一个学科，能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其中的某项定理，这是我所能设想的给学者的至高荣誉，不是所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都有此幸运。

　　只是科斯在我看来未免过于谦逊了。对经济学界而言，尤其是对中国的经济学界而言，科斯居功至伟，乃至于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在我看来，除了个人高尚的品格和写作经济学所使用的平实语言外，在学术上，科斯至少深刻影响了企业管理学、制度经济学以及法与经济学，而这些学术思想又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紧密相连。

　　西学东渐

　　1901年严复翻译《原富》，将亚当·斯密首次引入中国，但并没有激起很大的反响。台湾清华大学的赖诚建教授在《亚当·斯密与严复》中就讨论过这个话题，实际上严复译著在士大夫阶层有精神震慑之作用，但对经济政策影响很小，基本是石沉大海。真正有影响力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引入，但落到实际，却是列宁的苏式计划经济模式，这一模式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事实上遭到了遗弃。在经历混乱的文革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位西方经济学家，是弗里德曼和科斯，他们的思想影响了改革开放。

　　弗里德曼曾在1980年和1988年两度访华，为中国改革出谋划策。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答案只有一个：他对中国有一点真诚的关心。他在给当时的中共中央的经济改革备忘录中列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解除价格管制、改革国有企业、开放国际贸易等。张五常后来在《背影》一文中深情回忆到送别之时，“那时晨光熹微，雾相当大，但太阳的光还是穿雾而过……在雾中淡淡的阳光下看到他夫妇的背影，那短短的身材仿佛变得越来越高。”邓小平重新掌权，并在90年代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所依据的正是弗里德曼的政策清单，而这政策清单里，科斯有重要的贡献。

　　之所以要提及这西学东渐的背景，乃是想指出支撑中国改革开放理念的，并不是什么原生性的创意，而是非常主流的经济学思想。实际上，中国的发展一直与这种西学东渐过程紧密相关，在经济学思潮引入与政策变化之间也有关联。在严复引入斯密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并没有太大的用武之地。直到洋务运动搞实业救国，一批留洋派经济学家回到中国，开始整理山河，以马寅初、刘大钧、何廉、方显廷等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为首，以“中国经济学社”为组织阵地，开始系统性发展以西方经济学思想为指导的中国经济学。但战乱打断了这一切，随后马列主义占领了各种头脑，成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西方经济学则变成应该铲除的毒草，多少经济学家转而治思想史或经济史，以故纸堆来寄托自己内心的理想并且抗拒残酷的现实生活。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历史就一度中断了。

　　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高鸿业译介萨缪尔森《经济学》，使得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念伴随经典教科书逐渐传播开来，为改革过程中接受弗里德曼和科斯的思想奠定了认识基础，这也为主流的经济政策被认同做好了铺垫。而张五常的近乎鼓吹式的介绍，也极大提高了弗里德曼和科斯的知名度。要谈科斯，正需要放在一个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来看，科斯影响中国，并非全然是偶然事件。

　　交易成本

　　这个科斯自己不喜欢的科斯定理，到底说了什么，其理念又如何影响中国呢？还是让我们从1937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开始说起。这文章是科斯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篇文章之一，还有一篇是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企业的性质》实际上是科斯大学时代的产物，1932年的想法，花了2年完成，加上很长的发表周期，等到发表已经是1937年的事情了。

　　由于科斯在大学时，拉丁文不好无法学习历史，数学不喜欢又不能学化学，只好阴差阳错进了商科，学习反垄断和工业组织。在奖学金的支持下考察美国工业组织的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问题，进而引发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市场有效率的话，为什么还有企业这样的组织会存在？具体点来说，就是价格机制起作用的话，一个工人从甲部门到乙部门应该是后者出价高，但在企业里却往往是因为这个工人被命令这样做，而不是出于市场机制的协调。原因何在？而且由于其时正是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兴盛的时期，斯大林在1928年把托洛斯基流放后掌握了实权，关于整个苏联将成为一个计划指导下的大工厂的说法，时有耳闻。这就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如果企业管理非常有效的话，为什么全球不能是一个大企业呢？总结起来就是一项交易到底是应该用市场合约来处理，还是用一体化的组织来处理？

　　科斯提出了一个今后激起无数争议被大量论文讨论的概念：交易成本。因为在市场中发现价格、寻找信息、讨价还价、达成交易等都不是没有成本的，如果交易成本过高，利用其它各种组织来节约交易成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至于说为什么全球不能成为一个大企业，因为这样的话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就太高了。所以“企业的性质”实际上是说企业的边界是被边际交易成本和边际管理成本确定的，当两者相当时，就划出了企业与市场的边界。

　　这一想法现在看来已成常识，当时而言，却没有引发很大的争议，因为根本没人讨论这篇发在《经济学》（Economica）期刊上的文章。文章发表当日，科斯身在伦敦经济学院，两位他的老师表示了祝贺，但此后并没有提及科斯的文章。哈耶克和罗宾斯尽管与科斯关系紧密，但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科斯做出的重要贡献。

　　交易成本的概念对企业战略设定而言，尤为重要。今天大部分商学院开设的企业战略或战略管理课程里，企业是否要进行并购重组，是纵向一体化还是横向一体化整合，是外包还是内部化等等考虑，都与交易成本问题密切相关。企业在并购重组中要考虑一个协调管理成本，如果这个方面的边际成本太高，就应该维持各自独立的企业，而通过市场合同购买对方的产品和服务。或者说企业原本有这一部分生产和服务的，市场上通过合约安排获得同样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更低，企业就要考虑外包。

　　交易成本理论在中国有着更加特别的含义，在一个政府干预很强的市场中，交易成本高，但企业的管理成本也不低。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特殊的政商关系是研究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主题。例如当中海油想要跨国并购优尼科的时候，政府干预更成了阻碍一体化的直接成本。而另外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承包经营，却是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最终转向市场合约的一个典型。事实上，交易成本分析范式并不局限在企业管理领域，这与科斯的后续研究有关。

　　产权改革

　　尽管《企业的性质》在刚发表的时候几乎无人问津，但好在科斯也不以为意，继续着自己的研究。从研究英国广播业的垄断到1959年写出《联邦通讯委员会》，这一段时间科斯主要研究的对象是广播业。《联邦通讯委员会》对科斯来说意义非凡，但很多人更关心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实际上，《联邦通讯委员会》是连接《企业的性质》到《社会成本问题》的重要桥梁。

　　这篇文章里，科斯提出最优使用无线电频率的方法是出售其使用权，并且指出了产权是一束权利。科斯认为如果这些权利是清楚界定并且可以转让的，那么初始产权给谁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些权利能通过转让和重组达成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个初期版本的“科斯定理”中对交易成本没有做强调，而着重在阐述产权。科斯将此文投给了迪雷克特做主编的《法与经济学》杂志，但迪雷克特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反对科斯的说法。迪雷克特说服弗里德曼和施蒂格勒等同事让科斯前来自辨。

　　张五常后来在《凭阑集》里记录了这场经济学历史上的著名辩论。在这场辩论中，科斯的问题是延续初始产权界定的，但又不仅限于此。科斯的问题是如果工厂造成污染损害邻居，政府是否应该对工厂进行征税或其他管制使工厂减少污染呢？芝加哥大学的学者们一开始都同意政府干预，“庇古税”的概念深入人心。科斯则不以为然，认为如何“污染”的权利能清楚界定，那么不需要通过政府干预，双方就能协商出一个解决方案来。

　　辩论在迪雷克特家中举行，是夜，芝大众星云集，科斯单枪匹马，最终扭转了大家对此的认识。不过张五常的记录富有很强的文学色彩，按照我和科斯的接触，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能单枪匹马舌战群儒的人。较有可能的情况是先说服了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舌战群儒，并且最终也没有扭转大家的认识，只是激发了更多的思考。这才有了后来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因为科斯必须进一步澄清其中的分歧和模糊之处，以便解释给芝加哥大学的学者们听。当然，这次辩论的确改变了科斯的命运。争议者名家云集，为了理解科斯，他们留意到并开始引用讨论《企业的性质》一文，这实在是学界幸事。

　　而《联邦通讯委员会》以及《社会成本问题》中对产权的强调，经过张五常和周其仁在中国的传播，广为人知。而且产权改革与经济绩效之关联，尽管也有其他经济学者的贡献，但科斯是功不可没。深受科斯影响的周其仁，在国企改革、尤其是电信业改革领域，推动破除了电信业的垄断。周其仁坚持产权改革的观点，他关于农村改革、医疗改革到金融改革的看法实际上是应用科斯理念分析中国案例。但从客观效果而言，的确极大推动了中国的产权改革。产权改革有周其仁的功劳，也有科斯的功劳。

　　在最近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中，支持者找到了中国看起来特殊的制度变迁路径的诸多特点，但反对者如陈志武认为中国发展符合普适原则没有所谓中国模式，黄亚生则认为要看清楚中国面临的诸多困境和明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巴西模式的教训，我总结为“无中国模式、有中国特色”。不管争论如何，其中有一点周其仁说得是对的，邓小平的改革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才促进了中国经济令人瞩目的增长。而不管何种解释，产权改革是中国三十年制度变迁无法否认的事实，也是促成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这并没有特别稀奇的地方，不过是重复了在《财产权利和制度变迁》这个文集中的一些普遍观点而已。

　　社会成本

　　回到《社会成本问题》这篇著名的但又引发了无数后续跨学科讨论的文章上来，问题自然就是这文章到底说了什么，为什么如此重要。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中，如果事先权利是清晰界定的，那么初始产权配置不影响资源最优配置。这中间隐含了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交易成本为零。如果工厂和被污染的邻居之间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他们总能通过协商、不断讨价还价，达成一个优化资源配置的合约，这个最优合约的达成不会受到初始权利界定的影响。也就是说，不管是工厂拥有周边环境的产权，还是居民拥有，只要讨价还价成本为零，就能商讨出个合约来。

　　但真正的麻烦在于真实世界中交易成本不为零，而是正当。那么事先有没有清楚界定工厂是否有权利污染邻居，则至关重要了。汪丁丁后来把这个交易成本为正条件下的科斯定理叫做“科斯第二定理”，以区别于交易成本为零条件下的科斯定理。社会成本问题就是要说明交易成本不为零情况下，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与其说科斯提供了答案，不如说科斯提出了一个好问题。

　　社会成本问题的重要性除了进一步拓宽了交易成本分析范式外，引起较多关注的是科斯关于“庇古税”的讨论批评了庇古的经济学分析，结果大致大量反对的文章出现，情形如同在迪雷克特家夜战群儒相似，只是这一回出了弗里德曼，还有一大批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为科斯助阵。迪雷克特退休时，举荐科斯出任《法与经济学》杂志主编，科斯加盟芝加哥大学，成为芝加哥学派中不可忽视的一员。

　　由社会成本问题的研究，慢慢衍生出一门全新的学问：法与经济学。社会成本问题中讨论了存在外部性的情况，比如前面提到的污染。如果工厂拥有污染的权利，会对邻居造成损害。之前的制度经济学讨论政府干预的问题，那么在法与经济学中就处理法院判决的问题。现在假如法院判决取消工厂的权利，这样做的结果是在补偿邻居的同时，损害了工厂的权利，比如说工厂通过这既定的污染能生产产品满足市场，并且提供就业岗位，但现在由于污染的权利被判决取消，这部分就业岗位就不能提供，也无法生产产品满足市场了。工厂和居民的论述如果会引发不同人群在道德上的偏向性，那么不妨直接换成A与B两个平等的法律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很容易理解科斯的论述，但之前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以及实际工作者都忽略了这一显而易见的结论。

　　在科斯看来，真实世界是一个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因而法律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有极大的影响。在上述案例中，如果A、B双方对权利界定及运作争执不下，而且由于较高的交易成本使得无法达成合约，法院的判决就可能降低交易成本。这样一来，法院就可以被看作是市场机制的一种自然而言的延伸。由于科斯的理论基础都是基于交易成本，不管是生产的制度结构，还是法与经济学，怎样降低交易成本就是其核心议题。由于法院判决会影响产权配置的效率，这种特定的地位使它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一直某些能节约交易成本的产权关系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与经济学为传统法学提供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对待法院的视角，也就是法院在判决时就应该考虑判决对经济结果的影响。

　　法与经济学首先在美国取得了重要的影响和进展，尤其是法官兼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波斯纳的加入，极大加速了这门学科的传播。这一门“法与经济学”在中国尚属新兴学科，从西学东渐之历史来看，科斯的交易成本范式分析、企业管理学、新制度经济学，都已经在中国生根发芽，具有很大的影响，加以时日，法与经济学也会发扬光大。而希望对中国未来法治进程有所作为的人，法与经济学是需要学习的一课。

　　真实世界

　　值得一说的是科斯的研究方法，完全是面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而非科斯所称的“黑板经济学”。不过有意思的是，他非常尊崇马歇尔。而马歇尔几乎是黑板经济学的代名词，因为供给需求曲线的交叉图，是任何一位讲述经济学基础课程的老师最愿意在黑板上画的。而科斯所说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意思是处理的经济问题都是实际发生的问题。

　　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的语境里，或许可以叫做“问题导向型经济学”。实际上，中国改革的历史还真是挺符合科斯所说的面向真实世界，都有一堆迫切的经济难题需要解决。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缺乏像科斯一样进行一般化抽象，因为难以回到经济学理论的路子上来，而变成了纯粹的具体政策选择过程。

　　对于科斯来说，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他就提到经济理论的假设要既贴近现实、又易于处理，而且只研究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这事实上有一点历史学家的味道，只是更强调用经济学的眼光来审视这些事实，并提出对世界运行的解释。科斯的研究除聚焦真实世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聚焦案例研究，这与他商学院学习和法学院任教的背景或许有很大的关联。但从个案到一般化得出结论，并将这个得到的结论在应用到其他案例的分析中，就不是人人可为了。经济学家少有精于此道的，这需要极好的经济学直觉。

　　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什么是科斯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那就是科斯的灯塔。与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对“公共品”及外部性的研究一脉相承，科斯在1974年发表了《经济学上的灯塔》一文，质疑了一个传统的结论：由于灯塔收费困难，所以这类公共品由政府提供。大名鼎鼎的萨缪尔森就持这一看法。同时经济学家西季威克和庇古则认为如果存在船只受益于灯塔但灯塔却不能像船只收费，那么政府就必须干预。这些逻辑上的辩论尽管也很有趣，但意义有限，因为这里讨论的灯塔是经济学家想象中的灯塔，并非英国历史上实际运行的灯塔。

　　为了正本清源，科斯对英国早期的灯塔制度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1610年到1675年间，管理导航领域的公会没有新建任何新灯塔，但私人投资却建造了至少10座灯塔。这在事实上打破了萨缪尔森所谓的这类公共品应该政府提供的结论。那么理由何在？这是因为当时的制度允许多个船主联名说明建造灯塔对他们有利，并且表示愿意付导航费，那么私营投资灯塔的建造者就可以向政府申请许可证，准许他们想船只收费，而他们负责建造灯塔。这项制度的细节部分值得在这里呈现：经营灯塔和征收费用的权力由国会通过法令授予个人；灯塔建成后使用费由所在港口的代理者代收，这类代理者可以是个人，不过通常是海关的公务员；一个代理人可能替几个灯塔收费；灯塔使用费高低由船只大小及航程上经过的灯塔多少而定。这些细致的制度安排，如果单纯只在教室黑板上演练公式，是无法体察的，就和萨缪尔森犯了一样的错误。

　　尽管后续的历史表明所有灯塔都被英国国有化了，但历史上的确存在过私人供给灯塔并且成功收费的例子。科斯的灯塔不仅表明了合适的制度安排下，私人也可以提供公共品；而且表明了面向真实世界进行研究的重要性。

　　这一点尽管周其仁也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一书中强调过，但仍然值得反复提醒。有一个例子非常能说明问题。年关将近，春运火车票一票难求现象再度上演，这个事实不错。但在后续关于春运火车票的争论中，就有人犯了类似经济学上的灯塔一样的错误，即脱离了真实世界，而只在逻辑上争论这个话题。有人十年如一日鼓吹应该涨价应对供不应求的现象，这完全是没有看到真实世界中“火车票价格早已涨上去了”，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黄牛票。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黑市价。在名义价和黑市价并存的情况下，中国价格双轨制改革的历史已经说明，黑市合法化是最终的出路，断然不是要求名义价上涨至黑市价。这个“经济学上的中国春运火车票”只是个小例子，对中国的经济学而言，面向真实世界是一个永不过时的提醒。

　　思想市场

　　我将我理解的“科斯的经济学”简略转达给了科斯。他除了不喜欢“科斯经济学”之外，对我口中的中国拥有浓厚的兴趣。而我从西学东渐的角度来理解他，科斯也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说他是从马克·波罗的“东学西渐”中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三十年前，又有谁能预料到中国会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他秉持了一贯的谦虚，似乎认为自己的思想与中国发生的一切毫无关联，浑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在神州大地广为人知。

　　告别科斯，将探访的材料做了整理。录像视频在今年的《财经》年会上得以播出，科斯以百岁高龄，对中国经济学家讲了一番话，大意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取得的成就惊人，未来的前途也很光明，只要能克服目前的一个严重的缺陷，那就是缺乏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这个缺乏思想市场的表现是：一来“中国制造遍布天下，中国创造乏善可陈”；二来是和谐社会需要有不同的声音，而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压制思想市场的后果很严重，偏见和报复反而会侵蚀社会信任的根基，进而引发不稳定。而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能培育宽容作为偏见的解毒剂。

　　科斯相信中国的经验中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是值得所有经济学者来研究的，并且这些面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研究结果，也会泽被经济学理论和整个世界。与他为中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提供的企业战略管理、产权改革、制度经济学以及法与经济学类似，科斯希望中国经济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也能为这个世界提供些理论创见。只是在此之前，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学者应该学习科斯的谦虚和面向真实世界的研究。科斯的案例研究一般化的方法，实际上比较符合中国人讲故事的习惯，这是一个天然的契合，也是一个有利的学习和应用科斯经济学的方面。

　　中国的发展、或者说复兴，与全球化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这个与现代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能丰富中国本身的经验和传统。中国也可能成为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如同科斯在演讲中所说，我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将有机会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最后，让我们以科斯这段期望自勉：“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契机。通过研究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运行和发展，他们有很好的机会推动经济学的发展。……如果采取正确的方法，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不仅能解释中国市场经济的运作，而且还能改变经济学。”

　　来源：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