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成都金融观察（作者:李庚南) 企业“逃废债”与银行“抽压贷”存在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至于孰先孰后，或许依旧难出“鸡生蛋、蛋生鸡”的公案。但这不是我们需要太过纠结的方面，问题的核心在于，无论“赖债”者还是“催债”者，我们看到的都是对契约精神的漠视与践踏。

　　都说这是一个电脑折磨人脑的时代。当电脑又慢又卡的时候，最简单的一招莫过于“杀毒”。可是，当信用体系运行效率明显降低，出现了所谓金融“梗塞”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搜寻合适的“杀毒”软件呢？

　　从今年以来货币流动性之总体充沛与实体经济吸纳资金情况的反差看，信用体系运行效率降低是不争的事实，银行体系流动性没有很好地转化为实体经济的流动性。央行[微博]4次降息降准，频频运用PSL (抵押补充贷款)、SLO (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F (常备借贷便利)、MLF (中期借贷便利)等货币工具，总体上保持了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合理充裕，银行间拆借市场利率明显下降，10月8日隔夜、7天、3个月和1年的Shibor报价分别比去年末降低161、223、198和131个bp；但资金真正流入实体的情况不尽如人意。央妈雨露频洒，实体经济却难以真切地感受到央妈的关爱！

　　问题出在哪里？当我们从社会舆论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鼓噪声中走出来，走近企业、走近银行的时候，才会真正体味到什么叫忧心忡忡--当下，我们的信用体系正被一种“病毒”所困扰、所侵蚀。

　　这种“病毒”就是蔓延于企业、银行之间的对契约精神漠视与践踏倾向，其可怕之处，我们不妨联想一下曾经肆虐神州大地的那场“非典”吧！

　　悄然成风的“逃废债”，正如病毒般在企业间传染、蔓延。

　　在整体经济不景气、市场需求萎缩及以往盲目扩张、过度融资等因素叠加下，部分地区企业生产经营陷入困境，资金链出现困难，加之民间高利贷的催化，部分企业选择了“一逃了之”，将债务风险甩给了银行、担保人，导致银行坏账快速上升、风险沿着“担保链”传导，形成所谓的“跑路潮”“关闭潮”。

　　问题的严重性，或许还不在“逃废债”本身所造成的风险有多大，而在于“逃废债”行为得不到有效惩戒、逃债者依然可以“逍遥人生”所产生的示范效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恶劣的示范效应正如病毒般快速传染，侵蚀着信用体系的根基。原本有能力还款的企业也开始想方设法拖着不还，原本诚信的“好”企业也从恶如流、变成了不诚信的“坏”企业，被动逃债开始演变为主动“躺倒”。

　　羊群效应下，“逃废债”在一些地区几乎成了众多企业的“共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尴尬再现，企业按期还本付息甚至会被同行所“耻笑”，--“你傻啦！”银行贷款似乎变成了公园的花朵、“时代的福利”。

　　而企业“逃废债”的手法层出不穷、不断翻新。一些借款人有意要求公安机关刑事介入，利用“先刑后民”原则拖延诉讼进程；一些涉及民间借贷的企业，怂恿民间借贷参与者集体上访以阻挠银行依法处置抵押财产；一些企业钻法律漏洞、找银行信贷瑕疵，通过起诉借款主合同无效实现“脱保”；一些企业开始“依赖”债权处理，放弃积极自救，主动要求银行打包处理--银行以低至三折甚至一折的价格将不良贷款打包贱卖给资产管理公司，原债务企业再通过拍卖程序低价购回，一来一回之间，乐翻了的却是逃债者！

　　盲目失据的“抽压贷”，正如病毒般侵蚀着银行的信贷文化与公众形象。

　　尽管在银行“抽压贷”问题上，界定比较模糊，但导向决定结果，“存在还是不存在”其实已不是问题。在不良贷款持续上升态势下，银行基层经营行及至客户经理感觉风声鹤唳、如履薄冰。

　　辞职走路，自然为上策；留守者则步步为营，以主动降压减负为共同策略。一些银行机构在大呼企业有效需求不足的同时，对存量贷款却以一种近乎畸形的风控思维，不顾契约精神压贷、抽贷；能压一点、抽一点，便可少一份被追责的重压。

　　于是乎，在对存量贷款的续贷审批各环节，从客户经理、信贷主管、风险官、行长，雁过拔毛，不论企业实际状况，多多少少都要象征性地做出“压缩”动作，以示对企业风险的警惕与关注，作为将来万一出现风险后的减责筹码；也不排除，个别客户经理为收回贷款、免除责任而连哄带骗，允诺企业先还再续贷，一旦企业归还贷款后却续无门。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银行自身的声誉，也加剧、放大了企业风险。对企业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原本经营正常的企业，也难免因此步入困境，乃至走上“逃废债”之路。

　　对掐的背后是对契约精神的漠视

　　在严厉的问责之下，银行基层经营行及客户经理必然会滋生以“抽贷压贷”的“理性行为”，而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之魔的出现。当银行这种盲目的“抽贷压贷”之风蔓延的时候，即使再正常的企业也难逃资金链断裂之厄运！而这种情况传导至企业的是一种不良的预期，并加剧企业逃费银行债务的动机：既然归还贷款后，必然面临续贷困难或借款缩水的情况，何如不还？

　　显然，企业“逃废债”与银行“抽压贷”存在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至于孰先孰后，或许依旧难出“鸡生蛋、蛋生鸡”的公案。但这不是我们需要太过纠结的方面，问题的核心在于，无论“赖债”者还是“催债”者，我们看到的都是对契约精神的漠视与践踏。

　　什么是契约精神？

　　恪守信用或许是对契约精神最直白的诠释。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崇尚“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一点，与西方的契约精神可谓速途同归，或者说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伦理思想中其实凝聚了契约精神的元素。

　　但恪守信用并非契约精神的全部。中国人民大学刘俊海教授认为，契约精神包括三大元素：契约自由、契约正义与契约严守。我的理解是：契约自由即契约的缔结是非强制性的，在缔约者的选择、缔约内容及方式的确定方面是自由的；契约正义反映的是缔约主体地位上的平等性，即缔约双方平等地享有权利和义务；契约严守就是要求缔约双方在订约时不欺诈、不隐瞒实情、不恶意缔约、恪守信用。

　　对照刘俊海教授的三大元素，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尚未培育起真正的契约精神，从依托道德仁义的传统信用伦理走向基于法治的契约精神，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实存在的行政干预对契约自由的漠视、霸王条款对契约正义的漠视、言而无信对契约严守，严重阻碍了中国契约精神的形成，从而也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进程。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契约经济，没有契约就没有信用，没有诚实守信、恪守信用的契约精神，信用体系将难以健康运行。这正是目前中国信用体系运行的痛点所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强调要大力“倡导契约精神”，足见培育契约精神之重要。

　　当务之急是强力“杀毒”

　　契约精神的培育无疑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当下，我们需要的是从制度、环境层面来更多地反思“病毒”形成的机理，从企业、银行两方面着手，探求遏制、清除“病毒”的“杀毒软件”。

　　在企业方面，当务之急是遏制“逃废债”蔓延势头，打破“赖账有理、赖账有利”的错误预期。

　　首先，要发挥政府“公器”的协同优势，加大对“逃废债”行为的打击力度，极大地提高逃债者的违约成本，形成“不敢逃”的高压态势。依法对逃债赖债的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进行社会“曝光”、列入“黑名单”，并通过司法追讨、出入境限制、高档消费限制乃至乃至乘机、乘车，让其寸步难行。如果逃债者因为被列入“黑名单”而无法购机票、车票和住酒店，还有人敢步其后尘吗？

　　其次，地方政府要积极协调各方，对风险企业进行帮扶，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形成“不愿逃”的稳定氛围。

　　第三，要加快制度创新步伐，尽快修订《担保法》《贷款通则》等滞后与金融发展的法规及条文，堵住不诚信企业利用制度漏洞进行“逃废债”的出路，奠定“不能逃”的制度保障。此外，在目前法规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法律、审计等中介行业应强化职业道德，遵守公序良俗原则，尊重契约精神，切莫“助纣为虐”，为一己之私废社会诚信之根基。

　　在银行方面，要遏制盲目“抽压贷”的非理性行为，关键还在于改革商业银行的顶层设计。

　　首先是改进不科学的考核激励机制和尽职免责机制。在利润等考核目标的设定方面，要尊重科学，充分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要正视经济新常态下潜在增长率趋缓的事实，丢掉保持高利润增长的幻想，合理修正利润目标。在风险防控方面，要给予基层行适当的风险容忍度，避免过度问责导致基层经营行及人员盲目抽贷压贷等非理性行为。

　　其次，要树立“逆经济周期”的信贷管理理念。在经济下行期，应相应调整经营目标、风险控制策略，提高风险容忍度。必须清醒的是，商业银行顶层设计的改革，关键还在于董事会、股东层能否转变对利润的过度追逐与对风险的一味回避倾向。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而言，则情况更加复杂，难度也更大。

　　在银行“抽压贷”问题上，除了从商业银行顶层设计改革着手外，地方政府也并非无所作为。一些银行之所以会出现盲目“抽压贷”现象，很大程度在于对形势看不准、对企业风险摸不透。所以，政府部门的最佳介入点有二：一是努力打造企业信息共享平台，尽可能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形成的银行恐慌情绪；二是整合政府财政资源，通过建立政府引导基金、风险补偿基金等形式，为企业增信，为银行分担风险。

　　必须清醒的是，企业“逃废债”与银行“抽压贷”是一枚硬币两面。信用体系之“病毒”的清除需要相关方面创新思维，携手推进。

　　正所谓：一种“病毒”，两处烦忧，此“毒”何计可消除？你若不走，我何必抽？

　　(本文作者介绍：先后供职于工商银行、人民银行，现为银行监管部门人士，长期负责小企业金融服务推进工作，潜心研究小企业金融服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