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从专业和学术的角度看，这样的文章并没有像网路上赢得的点击一样具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文章不过是一些情绪的堆砌和众所周知事实的重复性描述。比如税负负担、人力成本以及融资难，这是过去多年来学术界和产业界都一再关注的问题。

　　企业税负高

　　笔者过去多年来关注中国中小企业的税负负担，以及中国的宏观税负，在以前的文章中也多次提及，中国很多中小企业基本靠逃税活着，中国的宏观税负高达38%左右，远远超过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甚至超过了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从税费负担而言，中国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如果是第一，没人敢说第二。

　　融资难

　　再比如融资难，中小企业的融资难从改革伊始就成为学术界的显性问题，然而，研究到今天，这个问题仍然停留在呼吁阶段。在过去近40年来，中国80%的信贷资源流向了贡献了GDP不到40%的国有部门，贡献了GDP超过60%的非公企业，从主流的信贷机构获得的信贷资源不到20%，中国80%的中小微企业几乎靠民间借贷活着，靠非法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的血液。

　　这种扭曲，需要从金融体制和金融机构的结构入手，培育大量的专门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的融资机构。推动金融向民间资本开放，金融资源的扭曲和错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从学术和专业的角度而言，对这些问题的学术研究任务已经完成，现在需要的是官方拿出魄力推动金融改革，建立真正能为实体经济、创新驱动和中小微企业提供正常融资功能的金融生态。

　　笔者一直认为，研究中国经济的现实，过于书斋和过于情绪化的表达都可能掩盖中国经济的真问题，容易使得各界将过多的精力放到表面的探讨和政策层面过于肤浅的应对，导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结果是情绪发泄了，政策应付了，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中国的实体经济究竟是被谁打垮的》里面提到的问题都是事实，但这只是表象，对表象的分析如果不深入到问题的肌理，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比如，文章中举例说：

　　“20年前，你爸月薪500元的时候，一个打火机是1元，现在你月薪5000元了，一个打火机还是1元。你说这些制造业老板是不是哭到惨绝人寰的地步了？”

　　这就是一个极大的误导，在你爸月薪500元的时候，中国是短缺经济，大多数行业只要有供应，就会有需求支撑，而且利润很高。但是，当行业竞争很充分的时候，价格下降，利润趋于社会平均利润这是我们《资本论》中的基本原理。打火机现在1元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不仅正常，而且比以前要更加健康。短缺经济年代，家里装个电话需要指标，需要至少5000元的初装费，现在装电话不要钱，难道你认为电信部门该哭死？

　　产业漂移

　　文章中还谈到中国很多行业转移到东南亚的问题。

　　“HM，ZARA，中国大陆最畅销的女装品牌。中国市场里面这两个牌子，约70%是东南亚制造，不相信，你去大商场看看标签。而且这种趋势会加速发展。宜家、NIKE，已经开始把工厂搬到东南亚了。”

　　这就是多年来国内流行的越南人、印度人抢中国饭碗的说法。这不过是违背“产业漂移”原理的对民粹情绪的煽动而已。

　　自工业革命创造现代制造业以来，产业在国家之间漂移就是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产业从英国，到美国，到日本，到韩国，又到中国。这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任何国家想留住所有产业在本国都是徒劳的。随着中国要素成本的上升和比较优势的转移，包括服装在内的产业离开中国是必然的，这未必就是坏事。

　　如果说，中国实体经济的溃败不是因为这些情绪化的总结，真正的症结何在？中国实体经济和制造业走到今天的十字路口，这是一种宿命和轮回。以制造业为例，过去中国制造能够异军突起，关键在于劳动力成本的廉价，因此中国在产业政策上选择了全球产业链最低端的加工制造，也就是给世界打工的模式。更准确一点讲，中国不是“世界工厂”，而是“为世界工厂”。

　　这种模式既成就了中国过去的成功，但这也是今天中国制造和实体经济陷入尴尬和困境的主要原因。再说透彻一点，过去中国发展模式最大的经验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对接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我们的一切制度，我们的一切机制都是为这样的模式而准备的，在人口红利的周期下，这种玩法即使税费负担重、融资难，但也能活下来，一旦人口红利结束，这种模式的各种弊端就会显示出来。

　　因此，税费负担也好，还是社保等人力成本上升，融资难，都不是中国实体经济被打垮的原因。中国实体经济走到今天，根本原因是让我们过去取得成功的经济体系，经济模式已经丧失了竞争力。

　　以联想为例，联想去年的报表非常不好看，杨元庆辩解说不要看一年的。事实上，联想多年来报表已经在不好看了，这是联想这种在研发上投入不够的公司必然面临的结果。联想过去靠并购别人的品牌，靠给别人组装电脑就可以活得很好。联想在过去总是做一个跟随的巨人，很少自己走入无人区，现在，这条路也走到了尽头。可以说，联想的衰落，事实上代表过去那个时代中国代表性企业在退出历史舞台，未来属于华为这样的真正做研发的企业。

　　我一直承认中国的税费负担承重，企业融资难，政府过于对房地产的依赖让整个实体经济处于尴尬的境地，但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意识不到我们以前赖以成功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在我们成为庞然大物之后，我们整个国家，而不是个别企业走进了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带。这个地带需要更多的创新，需要新的商业模式，需要新的制度生态创造新的竞争力，否则你将走不出任正非所言的无人区，你只有死。

　　现在是中国需要重构竞争力模式的关键时刻，重塑竞争力模式的关键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不动摇。抛开中国的制造业不论，中国经济在过去40多年的成功，不外乎“改革、开放、包容”六个字，让想赚钱的去赚钱，承认企业家在社会中的地位。这六个字可以诠释中国的过去，也决定中国的未来。

　　基于此，我同意《中国的实体经济是被谁打垮的》提到的四万亿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以及对中国制造业地位低下的感叹：

　　“过去5年，从事实体经济的人被互联网和金融人士嘲笑为老土。互联网现在大家看清楚了，就是借钱、发钱和烧钱，去年获得A轮融资的846家创业公司现在都快倒闭完了。”

　　然而事实是，工业革命以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富裕不是因为制造业，包括现在的美国。当中国人傻乎乎的以为美国人不玩制造业的时候，美国的制造业的竞争力仍然雄踞全球第一第二的位置，美国的制造业规模仍然是全球第二，仅次于中国。如果按照GNP而不是GDP算，美国的制造业总规模远高于中国，富士康在中国生产的苹果手机，按照GDP算中国的，按照GNP，那是美国的！（来源：新财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