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成都智库力荐：今天的迁都派都有哪些理由？

　　上面讨论的是自元代以来国家定都北方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显性、隐性的代价。接下来切入正题，就当下中国的情况来看，我们真的必须迁都吗？回看近些年世界迁都的国家，其理由无外乎四种：一是，距离敌对国过近(国防)；二是，大城市病爆发(环境)；三是，平衡区域发展(经济)；四是，地震威胁(灾害)。

　　中国有没有敌对国？

　　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不同政治立场和情感偏好的人，可能会给出迥异的答案。

　　中国，早已不是晚晴时那个极度贫穷的农业国了。像1900年八国联军攻下紫禁城类似的情况，在可预见的未来或许不会再发生，因为国家的综合国力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我们正在成为别人眼中的“列强”。简而言之，笔者不认为中国当下需要因为什么国防理由而迁都。

　　美国人从来没考虑过把首都迁到内陆地区甚至落基山脉一带，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强者的思维方式，强国的国土安全靠的是实力而非高山大川，他们是自信的，中国也应该自信起来。即使迁都的决策最终成立 (非国防压力所带来)，那么同理，地缘问题也将不构成任何城市候选新都时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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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霾与中国人觉醒的“公民性”

　　回顾近现代世界史，因为国防原因迁都的国家有三，1923年的土耳其；1970年的巴基斯坦；以及2005年的缅甸。共性有二：一是，首都从滨海城市搬迁往内陆地区；二是，总体上是主流文明之外的后进国家，这些年来发展得并不如意。

　　以土耳其为例，一战后巴尔干领土全部丢失，只有伊斯坦布尔周边一小片，和敌对国希腊相距过近，再加上凯末尔的军事力量以安卡拉为根据地，以及旧都伊斯坦布尔存在诸多不可控因素，其迁都决定合情合理。

　　北京有没有“大城市病”？

　　所谓大城市病，是指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突破环境承载力极值后，城市出现的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一系列症状，而探究背后的深层次成因，不外乎生态底子薄弱、政府规划不当、资本开发失序等方面的共振。实事求是地说，北京身患“大城市病”的病灶显而易见。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和水资源是分类指标里媒体曝光程度较高的，让我们从这里入手，一窥北京的状况。

　　先看过去两年的交通拥堵排行榜。1月10日高德地图联合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发布了《 2016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国内前十大堵城分别是济南、哈尔滨、北京、重庆、贵阳、深圳、昆明、杭州、大连、广州。济南是晚高峰堵车之王(市政工程建设影响)，哈尔滨是早高峰堵车之王(道路规划严重不合理)，北京排第三。

　　而2015年的十大堵城分别是北京、济南、哈尔滨、杭州、大连、广州、上海、深圳、青岛、重庆。其中北京实行了3次单双号限行(全国最多)，高峰拥堵延时指数2.06(驾车出行的上班族通勤要花费畅通下2.06倍的时间才能抵达目的地)，平均车速22.61公里。有趣的是首都2016年的交通延时指数其实比2015年还高，相对排位却从2015年的状元跌至次年的探花，原因就在于其他城市的恶化更为严重。

　　再瞅眼中国城市的雾霾指数。2016年度pm2.5年均值在80以上的有28个城市，以华北平原地区为主，前三甲是邢台(131.4)、保定(127.2)、石家庄(122.6)。北京的数值是83.2,排名全国第26位。

　　空气污染只是一方面，环境自净能力偏弱(指自然环境通过大气、水流的扩散、氧化以及微生物的分解作用,将污染物化为无害物的能力)是另外一方面。农业文明段和冷兵器时代被看成有险可守的地理优越性，即北部的燕山山脉和西边的太行山脉，在工业文明段的今天变成了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减弱的地形阻隔。加上近年来华北风速不断变缓以及温度升高、降水减少，造成重污染天气一旦形成则持续期拉长。

　　最容易引发争论的非水资源问题莫属。这里面的矛盾又分两层：北京和河北的用水配额分配；以及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平原跟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调水争议。

　　众所周知，北京是重度的资源性缺水城市，先天条件来看，由于城内并没有大江大河穿城而过，过去十几年需求的半壁江山靠的是过度抽取地下水。雨水指望不上，首先是区域内旱(年)多于涝(年)，其次是降雨量的年际变化大，过去百年间的区间是242-1406毫米，变率为0.58。学气象的朋友应该能明白这组数字背后的含义，这本身就说明了城市当下人口和GDP规模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关系。

　　截止目前来看,公共媒体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是失语的，也没有任何个人或独立公正的第三方机构讲得清楚，国内各个城市，以及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分别合适容纳多少人口和经济规模？用数字说话：北京到2020年的规划人口是2300万，而位于珠江(径流量3360立方米仅次于长江，是黄河径流量的5.8倍)畔的南部门户广州只有1800万，可不可以说北京的环境承载力是广州的1.28倍？

　　那些认为北京和华北早已拱穿环境承载力上限的观点，值得被认真思考。其实长江、珠江沿岸城市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水质性缺水问题，外加周边尚有诸多潜力地区未达到基本开发力度，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器持续调拨长江资源以补北方短板的做法，难免让人产生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式的疑问，“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

　　中国的区域不均衡严重吗?

　　那些认为中国应该仿效德国、韩国，把首都从华北地区迁往中西部的人士认为，建国后毛主席之所以定都华北，部分在于他想扭转千年来国家南北贫富落差过大的状况，而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北京正雄心满满地迈向全球城市，天津于2016年超越上海成为全国第一大工业城，而河北也已迈入工业化中期，“首都身份及其辐射效应已被证明是最好的扶贫工具，要想继续雨露均沾，迁都中西部(有环境承载潜力的地方)势在必行。”如果说建国初还是东南沿海地区独好，时至今日北部沿海省市已迅猛赶上，导致东西落差正取代昔日的南北悬殊变成为主要矛盾。

　　如果说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放任自由市场(让20%的人赚80%的钱甚至10%的人赚90%的钱)不可取，以及绝对平均主义和削峰填谷同样不可取，那么“合理”的区间到底在哪里？东部沿海的人口比中西部人口富裕多少，才既合理地正视了要素禀赋落差又不至于过份地撕裂社会？

　　还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堪称世界上基建最均衡的国家，起码在条件允许范围内做到了最努力，这种情况下中西部人口如果还想“冤枉”国务院实属不该。

　　尽管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和沿海目前尚有较大落差，但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即现有的差距已是公共政策极力弥合缩小的结果？如只根据某些数据集做出迁都西部的决策，是否有过于削峰填谷之嫌？甚至有观点以为，所谓的“均衡发展”和“就近城市化”并不能让现今大多数欠发达地区培育出造血能力，大规模劳务输出并落户沿海沿江才是唯一的多赢之路。

　　当然，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执政逻辑一致性角度出发，既然开国后可以定都华北60年大幅度缩小南北差距，那么理论上也不应排除迁都中西部30年，以进一步弥合东西裂痕的可能性。

　　北京会发生高强度地震吗?

　　因地震威胁而考虑迁都的国家，最近案例是内贾德治下的伊朗。因2003年底在古城巴姆发生的里氏6.8级大地震造成3.1万人遇难，全体国民的地震意识就此觉醒。伊斯兰阿萨德大学地震学家巴拉姆·阿卡沙的说法，德黑兰落在100多条断裂带上，从一开始就不适合作为首都，尤其是东北部郊区很可能发生8级以上大地震。

　　北京的情况和德黑兰有相似之处。首先国家层面都是震灾比较严重，地处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带之间，断裂十分发育且多为大陆上的浅源(深度基本20公里内)，地震多发且烈度高。公开数据，1900年以来中国发生过6级以上地震近800次，有55万人死于震灾，占全球相关人数的53%。

　　城市角度，北京位于燕山地震带和华北平原中部地震带的交汇处，又紧邻汾渭地震带和郯庐深大断裂带，是标准的多震区。结合今天的区划来说，像平谷到三河，八宝山至高丽营，河北省怀来县至延庆，昌平区南口到朝阳区孙河都在断裂带上。简而言之，北京未来发生高烈度地震的概率，是真实存在的。

　　汶川地震后，有土木工程和防护工程领域的院士学者提到过康熙年间的特大地震。他问到，如果某些城市再次遇到那种烈度的震灾，市中心、城郊结合部、郊区分别会怎么样？2016年，由清华大学和国家地震局合作的课题组给出了根据设计资料(不考虑施工环节的弹性)所做的模拟分析结果：如发生类似1679年烈度的地震，北京CBD地区的建筑破坏程度将在轻度和中度之间。

　　难免有人会问，这些地震带上的受灾地区不管从长期历史看还是单论建国后时段，为国家和其他区域人口创造过多少利税，还是说基本上是财政转移支付的净流入地区？即从经济上评估，在灾害风险充分曝露后不向外移出人口反而重新大规模重建，真的是个好主意吗？对幸存下来的居民自身以及为国家创造财富(而非消耗财富)的地区来说，真的负责任么？

　　单峰化的最高权力空间分布

　　如果说大城市病、强震威胁、平衡区域经济称得上衡量迁都时的考量因素，有一个公众视野之外的庞大风险堪称执政党推动迁都的充分条件，即国家最高权力在空间分布上已一城化、单峰化的现实。

　　所谓的最高政治权力，可分为明权力和隐权力两套系统。所谓明权力，比如在任的党政军高层再到公检法，这些都属于传统的政治组织形式，学界和媒体讨论得相对较多；而隐权力系统即在京“政治家族”，特指建国以来曾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的已退休官员及其配偶、子女、亲属所组成的无形网络。这种隐权力，既指能办成某些事的能力，有时候也表现为能让某些事黄掉或造成拖延。

　　显然，所谓的“政治家族”，和北大社会学博士所著的《中县干部》里的政治家族并非同一概念。本文的“政治家族”，意指担任过省部级以上官位的前高官，他们利用在职期间积累起来的关系，退休后在政商领域依然存在影响力。他们的家庭成员有可能做官，也可能经商或从事投行等工作。

　　对于隐权力系统的定量，我们只能从外围不精确地估计：1945年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44位委员，到2012年第十八届的205位委员，剔除掉里面的重复次数比如七、八、九、十有四届毛主席都在其中，即不重复数有1600人左右，而在世的大约800位上下，再去掉里面没到退休年龄依然在一线工作的200来号人，也就是说有600个“政治家族”拱起了当下中国的隐权力尖顶。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面大多数人都定居北京。用更通俗易懂的话来讲，如果对这个国家的权力之树做一次X光扫描，我们会发现约90%(甚至更高)的有政治影响力家庭都生活在首都。从权力的空间分布角度，超过九成的政治力量盘踞一城，这本身就是巨大风险。新一届政府提出要把“老虎关进笼子里”、“打苍蝇也打老虎”，对明权力即官僚系统形成了比较大的震慑，但对付隐权力系统办法不多。

　　时代在进步，改革开放后对政治权力的制约逐步加强，“最高权力单峰化”只不过是发展中问题。对此，笔者的看法是，突破临界点后权力的自我强化和结盟结块，类似化学里的不可逆反应。哪怕未来真的政治体制改革了，明权力被关进笼子后，如不辅以包括迁都(不管是用震荡疗法一下子全部迁走还是借鉴德国模式先用双都来过渡)在内的解构药方，京城隐权力之网的莫测影响力会是个长期现象。而对有意打破利益格局的改革派来说，各种各样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很可能成为常态。

　　如果国家最高权力的空间分布能更均衡，或者存在更多的制约机制哪怕最基本的公平意识，那“超国民待遇”还会发生吗?难怪有学者认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心态以及最高权力盘踞一城所导致的独特政策影响力，给北京这座城市带来了三方面的效应：

　　首先，建国初定下的若干个中心身份，总能利用方方面面优势把这些存量定位发挥去极致；次，工业化阶段直接搞总部经济、服务经济，国企总部到民企总部再到外企总部，截止2015年底的数据，全国113家由国资委主管的央企，总部在京的有96家，换算成百分比是85%，北京同时也是大型民企总部最多的城市，就去年数据比第二位的深圳高38%；最后，涉及其他城市的商事、贸易、投资、工程、资金、用地、运输等方面的最高审批权，都位于首都，即城市界面北京是又当运动员又做裁判员。

　　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如果这个裁判员想成为最好的运动员,谁能拦得住他?

　　个人看法，如果说建国初期因南北实力悬殊，把首都利益和国家利益、执政党最高利益做捆绑，并在宣传口径上一致化处理，还有合乎情理的一面，那么到了今天的发展阶段，这种绑定已经日益变成了相关城市有意无意的套利模型、揩油法门了。此外，这个国家最有思考力的智库和最有批判力的媒体都扎根北京，但令人遗憾和不安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要么失语要么只言及皮毛。

　　该往哪里迁?

　　前面几个章节分别讨论了历史上为什么要定都北京及其显性、隐性代价，今日迁都派的主要论据，以及国家最高权力在地理上出现了单峰化的现象，共三个层面的问题。非常认同这样一观点，是否需要迁都以及该往哪里做迁移，很可能是中国本世纪最重要的公共讨论。我们不难洞见到一个真正重要的出发点，迁都是否是一个能让这个国家成为更融洽于主流文明的更好国家的非凡机会？

　　因国防、大城市病、地震威胁而考虑迁都，是风险端出发的干预思路。前文已做过分析，作为人口全球第一、工业体量世界第一的国家，如中国因为国防原因而做出迁都或不迁都的决定，说服力并不强，毕竟携带核弹头的洲际战略导弹的年代，卫星识别+无人机轰炸的年代，疆域上的纵深已基本是伪概念。至于大城市病和强震威胁，使用四象限分类法的话，前者属于重大且紧急的问题，强震威胁则位于重大却不紧急的象限。而且这些论据还有个共性，都属于外部环境制约下的被动型选择。

　　对比来看，中西部与东部沿海的再平衡以及国家最高权力在空间分布上的再平衡，属于带着目标意识的自主选择。好比解构不受约束的权力单峰化之现状，一方面属于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后的风险控制手段，另一方面也是瞄着收益端出发的。很好解释，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把明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隐权力体系在地理层面做重新分布，对中国成为透明国家从而降低方方面面的交易成本，意义重大。

　　首先来看一些基于理论合理性的候选标的。按某些学者的计算，中国陆地中心是甘肃定西，版图重心是重庆石柱，人口中心是河南桐柏，经济重心是江西高安，生态重心是湖北十堰，水资源重心是重庆涪陵，粮食重心是河南杞县。这些可视化的定量计算结果，的确启蒙了不少老百姓在谈及定都问题时拥有全新视角，而不是以往那种条件发射式地自言自语，“皇上选的地儿肯定没问题。”

　　吸引眼球的是，里面提到的版图重心和水资源重心都位于重庆地界，包括城市周边已建成米字形高铁网络，以及既有高度城市化的发达城区也有相对落后的农村山区(堪称缩微版的中国)，再加上抗战期间曾为陪都的历史，相信再严苛的筛选标准也阻止不了山城的入围。

　　再来一组国内河流年径流量的数据：1)长江，9600亿立方米；2)黑龙江，3408亿立方米；3)珠江，3360亿立方米；4)雅鲁藏布江，1654亿立方米；5）怒江，703立方米；6)黄河，580亿立方米。黄河真的和想象里差距很大，只有长江的1/16。单从水资源这个环境承载力指标来看，新首都应该布局在长江、黑龙江或珠江干支流沿线，起码不能太远。

　　一方面要基于现实条件筛选出备选名单，另一方面为提升效率，也可设定若干排除性标准，即明确但凡出现过哪些情况，涉及的城市直接失去备选资格。比如说环境承载力偏弱的，比如不能在地震带上或离核电站太近，再比如城市犯罪率不能过高或长期民风崩坏，公安部刑事案件大数据平台派用场的时候到了，像“诈骗之乡”之类的城乡地区门都没有。

　　现实考量之外也得有理想主义。上述从现状出发做分析，看清目前的问题、识别当下的短板，以现实主义思维来研判标的是种具可操作性的方法，同样，我们是否也可以从愿景角度回溯，想象让拥有哪些特征的城市成为首都能更高概率地实现愿景？从而使得经济上更市场化、更有效率、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更高、交易成本更低；政治上更透明、更讲究规则和程序，既依法治国又以德服人；以及社会层面，个人能有更多自由感、获得感和善意。外交来说，勾连纵横之外，中国能否从目前的靠做交易获取边缘国家认可，升级去靠价值观吸引重要盟友的段位？

　　凝结成两个设问句就是：1)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国运，到底取决于哪些战略层的方向？2)迁都到有哪些特征的城市，能更好地让前述战略方向完整落地？就笔者的认知，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中国战略方向起码有二，分别是太平洋和长江。

　　先说前者。太平洋西岸哪怕只算中日韩三国(不含港澳台地区)，2015年的GDP加总是16.48万亿美元，已经超越了欧盟的16.22万亿美元；而太平洋东岸的美国和加拿大，合计约19.5亿美元。至于长江，已经被写进国家战略，即长江经济带，流域面积180万公平公里，现栖息人口约四亿，也就是说以18.75%的国土面积哺育了近三成的国民。而且，以长三角地区为例，距环境承载力上限依然有相当的距离。

　　如果太平洋第一，我们应该定都哪里？想想美国建国时的几个首都候选城市，费城、纽约、华盛顿，共性是什么？都位于国家的东部沿海地区，大西洋的西岸。为什么会有这个共性？因为时世界的力源还在欧洲，最粗的大腿(日不落英国)在那，最广阔的市场也在那里。从这个思路出发，青岛、盐城、南通、上海、宁波、台州、福州、厦门等沿海城市将是备选。

　　同理，如果长江为重，我们应该迁都哪里？重庆、岳阳、武汉、九江、安庆、芜湖、南京、南通等沿江城市。再假设一带一路也是国运之寄托(假设)，则西安、重庆、武汉、广州、泉州等要津城市可为迁都的初步备选。最后对太平洋、长江、一带一路这三个战略方向筛选出的相关标的做统计，出现了两次的城市有重庆、武汉、南通、上海。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古国，以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为主线，工业革命、契约精神、自由市场都是舶来品，从电到电灯、电视、冰箱、空调再到电脑(芯片+软件)、手机、互联网、光缆，都是洋人发明的玩意儿，所谓异质文明的造物，包括超越民族国家视角的国际法体系，全球货币框架，世界贸易规则，管理学和管理实践，法律、会计、税务都不是中国人琢磨出来的。

　　其次，城市界面，不少学者因此对那些被烙上异质基因的城市高看一眼。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青岛、烟台、天津、南京、武汉、九江、重庆等通商口岸，不仅是工业文明或海洋文明的中国落脚点，具体而言，这些城市也是把中华民族从农业文明段向高处升维的星星之火。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一些和老大帝国型城市不同的特征，当然，迁都绝不意味执政党需要像建国初“肢解”上海那样对付北京。迁都是一个升维国家的非凡机会，同时，这也是一个能让北京成为更好城市的契机，绝对存在着帕累托改善式的多赢可能。

　　到底怎么迁?

　　是选择有一定规模的既有城市做新首都，还是说索性在白纸上画图，找片山清水秀的500平方公里左右的生地，建设百万级人口容量的新城做首都？两派观点在学界内各有粉丝。

　　支持在水资源丰饶区域圈地建新城的学者们认为，较之往既有大城市迁都的构思，新城模式更容易形成社会共识，公共辩论环节相对可控，而且从项目管理的角度来说，中国有大量的开发区和新区建设的经验，到底涉及多少固投，预算案可以怎么做，招投标环节怎么弄，都比较清楚。“哪些部委先搬过去，哪些后搬，最后再是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党中央；有些部门可继续留京，比如国资委，因为央企总部都在北京；金融监管部门比如一行三会，可迁去上海或上海周边。”

　　笔者的看法，这的确是效率更高、可操作性较强的方案，但与此同时，隐患也显而易见。往新城做搬迁，意味着大量的高级公务员需要离开配套成熟的大都市，去到一个相对冷清和欠发达的地方工作与生活。不带眷属的话两地分居，带过去的话配偶的工作、子女的就学、老人的看病，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即便存在解决方案，较北京时代有多大落差？第一批迁过去的部委工作人员多半会满满落差，如此类情绪发酵，离职率和怠工情况定会攀升，后批次的部委办人员可能就迁不太动了。

　　这种情况既有可能自然而然地慢慢发生，也不无可能经少数人策划、串联后突然爆发，不照顾精英官僚集团的利益，改良多半是半途夭折的命，更何况改革。

　　笔者梳理世界范围内的迁都史，发现建设新城的案例不说成功率低，起码是波折横生，而真正既成功迁都又在此后大幅度升维国家的多是往既有成熟大城市做迁移。当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历程就是一段大力出奇迹的历史。

　　要说世界上最成功的一次迁都，非明治天皇离开保守势力大本营京都，转而进驻关东平原之江户(今东京)莫属。历史回顾，这是日本的第三次迁都，前两次分别是平安时代，从古都奈良迁至平安京(今京都)，以及治承四年，平清盛从京都迁都福原(后又回迁)。客观说这是很大胆一步棋，德川幕府自1603年起开始集权，长期经营江户，这个海滨城市也发展为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到19世纪时已领先大阪、神户等关西重镇几个身位。幕府将军输掉了战争，但考虑到关东一带绝非天皇家族的传统势力范围，敢于把高御座往那搬，需要勇气。

　　还有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中国是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最后英国以伤亡523人(阵亡69人)的代价造成了清军22790人的伤亡，取得大胜。两年后的《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照理说，日本类似的事件是1853年的黑船来航，到1854年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才与江户幕府签订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比中国晚了十多年。为什么满清比日本早那么多时间受到西方冲击，却持续积弱，而日本明治维新后却能奇迹般地成为一个新晋强国，并先后在1895和1905年击败体量比自己大那么多的清朝和沙俄？

　　有观点认为，镶嵌着海洋基因的海滨城市东京，比之内陆古城京都更称得上国家福地。当中国的顶峰人物还在奏折中细细揣摩下级官员们所谓的“千年未有之变局”究竟为何时，日本的天皇和他的追随者们，已经用自己的肉眼看到了列强的船坚炮利。他们闻到了太平洋上变幻莫测的海风，有了深入骨髓的清醒，这是一个非图强不能求存的时代。整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就此强行启动。

　　做个简要的总结，复盘世界迁都史上的失败，可能和研究那些相对成功的案例一样重要。比如哪些人会最激烈的反对迁都？城市既得利益集团，包括官僚系统、有着莫测影响力的隐权力体系、吃牌照饭的财阀。如果他们心照不宣地联手渗透立法、司法、舆论，煽动起以不动产为主要财富的普通市民情绪，相信再有合理性的建议都有可能被妖魔化和挫败，或被无限期拖延。这帮人有开支票的能力，也能全方位调动资源，绑架正常议程，煽动民粹，推选反迁都代言人上台，都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

　　（作者任职于私募基金研究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