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成都智库力荐：从 1998 年到 2017 年，腾讯是如何成长为一家大公司的？这家以“网络寻呼”业务起家的公司，误打误撞地遇上了 PC 上网红利时代；成功迈进移动互联网时代后，成为了拥有十几亿用户的互联网巨头。它经历过转型，几次组织构架调整，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状。

　　时至今日，腾讯最为外人称道的是它浓厚的“产品基因”，以及开放的企业生态。这种独特的 DNA 是如何生长，并且植入一家公司体内的？腾讯创始人之一、前 CTO 张志东在前沿社的“近场研究”中对这些问题做了分享。

　　腾讯的“第一次创业”：一是能活，二是少挨骂刚创立腾讯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懂什么是 VC、风险投资，当时几个创始人只是打工烦了，想出来自己做个搞互联网产品的小公司，能够养活自己，就在这样的误打误撞之下，闯入了中国互联网业。

　　腾讯比较幸运，遇到了天时和地利。1998 年腾讯成立的时候，我们本来想做一个网络寻呼的系统，卖给寻呼台。做 OICQ 并不能赚钱，是一个基于兴趣的副产品，可以给寻呼台增加一些呼量。但企业发展一年后，寻呼业就开始走下坡路，寻呼台不断的关闭或合并，手机替代寻呼机的大趋势已凸显。

　　而我们的副业 OICQ 却疯狂增长。那时候带宽很窄，大家上网也没有娱乐项目，即时通讯成为了刚需。再加上中国电信每年在上网线路扩容、骨干网络建设方面大力投资，而广东电信是网络基础建设最快的省份，深圳这个城市是年轻人创业热土。我们误打误撞踏进了这个时代的河流。

　　一开始我们只是几个人的小公司。我们期望一是希望公司不要倒闭，能活下去；二是不让用户掉线，少挨点骂。公司没有任何成文的制度，连上下班的规范时间也没有，几位成员都是喜欢互联网产品的网虫，大家起床后就会跑去公司，趴在 PC 上看用户对我们的意见。

　　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统计图，沿用了好几年，每分钟统计一下在线用户有多少人，在图上画一个点。如果这条曲线突然掉下来，就说明有故障了。我连同事的电话都不用打，叫个的士回公司，回到公司时，大家已经在定位修补方案了。我们本身就是这些产品的重度用户，大家对用户掉线的不爽是感同身受的。

　　这里面有很多误打误撞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是生活在中国，对中国网民和中国的网络设施状况的痛点感受就不会那么深刻，就不会有这样一个机会；如果我们毕业再早几年，在原来行业有若干成绩和衔头，或许也不会那么容易离开原有的行业，毅然拥抱互联网这个新生事物。

　　如何做内部道路的选择？

　　遇到业务风口，有的企业可以很快速发展起来，但对于一个企业内部的传承力量来说，团队培养是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更何况，这个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企业也必须跟着不断变化才能适应。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变革决心是非常重要的。

　　在腾讯后来的发展过程里，我们几次面临这样的挑战。

　　1998 年～2004 年，这就是腾讯的第一次创业。从一个几个人的小作坊，发展成为一家接近一千人的中型公司，公司 2004 年在香港主板上市。到 2004 年、2005 年的时候，公司发展有两条路：

　　一种选择是我们只做沟通和娱乐，这是腾讯原来的 DNA，也是原来团队最擅长的，也比较赚钱；第二种选择，跨度比较大，当时 Pony（马化腾）是用了类似于“在线生活”的词概括这个方向。

　　团队争论了很久，最后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这是一条比较难走的道路，同时，也很快对公司原有的组织结构产生了比较大的冲击。

　　之前公司的业务线比较单一，几个创始人可以垂直处理自己分管的业务，大家沟通频率和效率很高，靠着我们的人品和勤奋，就可以维持公司的运作。但是开展多元业务以后，我们意识到创始人的能力有比较大的瓶颈，产品线之间资源分配、组织等问题都会冒出来。这是个很大的挑战。

　　当时腾讯的解决方法是组织变革为事业部（BU）驱动，把一个方向的产品的研发、市场合并到一个 BU 里，让一个领军人统一负责。这件事的挑战在于对 BU 的第一负责人要求很高，他必须要有综合的能力，同时要有内部文化的认同。腾讯后来的几位重要的管理团队成员也是那个时候上任的，创始人变成横向支持，大家都会觉得，只要公司好就可以。

　　2008 年～2009 年，公司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公司成长良好，业务有稳定的增速，团队也有培养人的能力。但事情的发展通常没有那么理想，每当你感觉良好的时候，其实危机已经潜伏已久。这个改变来自移动互联网的浪潮，到 2010 年，突然间我们感觉不对了，组织结构适应不了移动时代，让腾讯面临着革命还是被革命的关口。

　　到 2011 年，我们把当时的移动 BU 拆了，与原来各个产品的 PC 团队合在一起，做自我闭环，做 PC 主力的同事转型学习移动的研发，全面转移到移动时代。这个过程中也有挑战，原有部门的利益、惯性和感情都会受到冲击。但这个时代，你不改变，世界也会改变。如果那时不做变革，后面几年腾讯就不会跟上移动互联网的大潮。

　　当年跟 360 的一次争端，给了腾讯很多外界刺激。当时腾讯被人批评，为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缺乏生态思维。而微信在 2011 年的爆发，给了企业变革很大的信心。

　　微信刚刚发布的时候，头三个月波澜不惊，但是在 2011 年 5 月份突然就爆发了，原因就是加入了语音功能。接下来三个月微信的用户增长，是我从业以来见过的最快增长速度。三个月是什么概念？每天微信的用户增长 10%，活跃用户量一周增长 70%。

　　也就是这三个月，我个人感觉微信抢占了一个历史的重要时间窗口，这种增长速度也坚定了腾讯组织变革，全面转型移动互联网的决心。

　　后来腾讯的组织变革重组，拆掉了无线 BU，再后来腾讯投资了搜狗、点评、京东，把搜索并给了搜狗，把电商并给了京东，这是腾讯历史上第二次大的组织变革。那时也有不少同事不理解，这个并给了搜狗、那个并给了京东，我们自己做什么？我认为，腾讯的未来是基于连接的公司、基于大数据服务的公司。如果腾讯把人、企业、服务的的基础连接设施做好，就有机会促进很多行业的改变和提升。

　　移动互联网浪潮的来临、外部的刺激、微信的崛起，都促成了公司在 2011 年做组织变革。

　　惊险的变革，还是“温水煮青蛙”？

　　回顾这个过程，我个人感觉时间的变革是非常惊险的。时间如果再晚一年，也许就会错过移动互联网的大潮。我在 2014 年离任管理团队的时候，思考过为何一个经营了十多年的企业，在遇到变革期还是那么的猝不及防。我想这可能跟移动时代有比较大的关系。在 PC 时代的时候，也许我们的产品只有 70 分，放在几个大的流量门户上面，它还是能够生存并且获得不少的收入。

　　但是在移动时代就不一样了，移动时代用户自主选择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你的产品和服务如果做不到 90 分的话，很快就会被淘汰。在这些转变的过程里，历史成绩很容易成为一个企业转型的负担。管理者会对成绩有留恋，觉得我还有很多收入，市场份额也有“江湖地位”。但是一定时间窗口之内，如果不能自我革命，你可能就已经老化了，不再能适应新的时代。

　　企业很容易犯一些错误，在 PC 时代产品初步成功、有了商业模式之后，团队不停地去追求把它做得规模更大、收入更多，不知不觉把产品越做越重，做很多生硬捆绑。在这个过程中，组织也会变大，大公司各种屁股决定脑袋的干扰也会变大，大家经常要考虑的是，老板分下来的 KPI 能不能超额完成，但对用户的理解却会变得迟钝。

　　能不能抓住这个变革的时间窗口，核心是管理团队有没有危机感。当你自己觉得自己很安全，你的反应会变得迟钝。如果没有领军人物对危机感的认知，蜻蜓点水的“转型”，这件事是做不到的。Pony 的管理风格是比较开放的，只要时间允许，他是希望大家跟他有不一致的意见，可以花时间讨论，一次吵架吵不完，还可以吵第二次、第三次。腾讯创始人团队的结构，也使得大家能相互信任。

　　而转型这件事，事后看是理所当然，大势所趋。但是当时没有那么容易，管理层的决心和时机都很重要，如果没有足够的外部刺激和内部决心，事情就会像“温水煮青蛙”，就那么过去了。企业转型肯定会带来阵痛，一个大型企业会有很多 Bug，我们不能期望每一步都走得很准确。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转型的时机晚了会很痛，但是如果大家能够一起 Debug，一起渡过，那也算是蛮好的事情。

　　如何定义一个好产品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定义一个好的产品？

　　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业界现象，比如有的团队很爱给自己打鸡血，年会的时候用夸张的方式庆祝产品收入创新高。有的管理者用很强硬的 996，推动团队各种管理压强。但在我看来，这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好产品团队。

　　真正的好产品团队是不需要打鸡血的，不需要 CEO 告诉团队说我们很牛、很棒。而是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用户和成员都能感受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很大地提升了原有的体验。这么说可能拗口，但是我觉得这是妨碍很多企业发展的障碍。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产品的收入在增长，就很难舍弃。但我们有时候会忽略一个问题：它是不是世界的下一步？

　　其实随着时间的变化，会使得产品对那个年代的重要性改变。如果一个产品能产生可观的收入，但是让用户感觉别扭和不爽，从产品的角度来讲，这个模式其实不算理想。这样的收入，如果你是企业的负责人，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情况？如果你能够更早一点地把它看淡，也许你的团队就在别的地方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如果你一直留恋这份收入，团队就很容易陷入各种屁股决定脑袋的自我证明题，对行业改变的感知会迟钝，创造乏力。

　　在移动时代，我相信好的产品，营收模式也一定会是很优雅的。举个例子，Netflix 是一个很优雅的产品。Netflix 并不会迫切地用独播剧和广告塞满你的屏幕，Netflix 的界面清清爽爽，但是很多细节做得很体贴。事实上，用户在 Netflix 上的停留时间一点儿都不短，用户付费给 Netflix，会很开心。像这种让用户付钱都付得很开心，是好产品应有的追求。

　　产品的社会责任

　　当一个好产品的发展到很大的规模，占据用户很多时间时，产品就开始有了它的社会责任。比如腾讯近年发展速度最快的微信和《王者荣耀》。

　　微信在用户过了 8 亿之后，会出现很多重度用户的人际过载、信息过载、时间过载的问题。在社会高度数字化之后，估计未来还会不断有新的、更复杂的社会化问题浮现。能否用产品和技术来缓解这些问题，会是微信团队的未来课题。

　　《王者荣耀》面对的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游戏的产品和技术很优秀，但当产品普及度很高之后，这个团队的使命不应该仅仅是把这个游戏做得更好玩、更多人玩，还需要照顾到家庭和谐。现在这个游戏已加入了家长对未成年人游戏时间和消费的监管工具，但如何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融洽，产品还有很多可以优化的空间。

　　当产品影响力和占用用户的时间到了一定的程度，它的社会责任属性就上升了。一个团队做一些这样的事情，表面上看跟营收、业务量没有什么明显关系，但是长远看，我觉得这些是好产品应该努力去做的事情。

　　对抗老化，我们需要发光的产品人和鼓励说真话的文化一个多产品线的大型企业，时会有很多的 Bug。多条产品线之间，多个部门和团队之间，也会有很多屁股决定脑袋产生的各种想法，容易让“存在感”和“短视”影响了团队，看不清楚世界变化和自己的老化。

　　从人和文化两个角度上看，一方面，企业里面要有“发光的产品人”。这种人总是稀缺的，他们对产品理念的追求胜于取悦上司。他们对产品和未来有很强的信念和洞见，同时其经验和能力能被同事们信任，他们可以在团队迷茫时，带领团队找到曙光。年轻的同事们，其实并不介意工作辛苦，他们介意的是做无意义的工作，如果做的事情能对社会产生大的正面影响，团队成员自己就会感受到，不用给他们打鸡血，团队都会自然兴奋。“发光的产品人”，可以给团队传承这样的产品信念。

　　另一方面，公司内部需要有开放的、鼓励说真话的机制。一个团队里，能否讲“真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团队的第一负责人。这个人如果很爱好面子，自己一言九鼎，这个部门就很难有人去批评他。公司小的时候还好办，CEO、管理团队成员经常跟大家吃饭，大家可以有足够的沟通频率，企业大了之后，见面沟通的机会大幅减少，也许就要创造低成本的内部吐槽机制。

　　腾讯内部有一个叫乐问的平台，大家提问题可以匿名，但是回答要实名。在腾讯内部，如果你某件事做的让用户反感，别的部门的同事对你批判起来也不会客气。如果你脸皮够厚不想改，那是你的自由。但绝大部分的同事，都是想做好产品的。好多事情与其当作看不见，还不如更主动地去面对。乐问的匿名问、实名答，是腾讯内部的一种沟通撮合试验。

　　有人担心，会不会每个员工早上一打开这个乐问，感觉到满满的负能量？几年试验下来，并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如果你的企业具有足够的开放性，即使有人对一些问题比较偏激，也必然会有思想成熟的同事能参与思辨，这对个人、团队、企业来说，是一种比较高效的多角度思想碰撞和有效沟通。

　　一个企业能不能说真话，是帮助企业对抗老化的重要土壤。

　　未来的两大挑战

　　面对未来的数字化社会，感觉腾讯会面对两个大的挑战。

　　一个是社会化的挑战。新科技在推动社会快速数字化，极大提升社会效率，同时也会带来许多衍生的社会问题。腾讯作为一家定位于连接的互联网企业，能否通过技术和产品，去有力地帮助社会缓解这些问题，是下一个阶段需要面对的大挑战。

　　另一个是企业内部的组织演进。大数据、AI、云计算的快速发展催生了社会各行各业的升级，对腾讯来说，这应该是特别大的创新机遇。而腾讯的内部组织结构，尚没有做好准备去匹配这样的时代，原来完全 BG 化的组织结构面对这样新时代，会有不少的组织墙和坑。

　　这两者既是腾讯未来的挑战，也是腾讯未来的机遇，希望每一个腾讯人能坚持初心，能培养出更多“发光的产品人”，帮助腾讯跨越这些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