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成都智库力荐：而这种困难全方位体现在融资、贷款、发债等方方面面。在不良贷款高发的时间里，针对民企的风控和贷款审理变得更加严格。另一方面，用工成本增加则带来了社保费用的提升，再次给民营企业带来压力。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等深线（ID：depthpaper）。

　　记者 顾湘 杜丽娟 张晓迪  北京、上海报道

　　民营实体经济生存之困久矣，个中原因，各有认知，裹挟情绪，亦难厘清。

　　记者多日来的采访发现，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负担重等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系统问题：银行金融机构的考核标准、风控体系、放贷模式等，实际上均是以大型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为蓝本，这一金融体系与民营企业对接时，便出现各种不能适配，这种矛盾的存在，恰是民营中小企业生存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金融业牵涉风险防控的重要目标相同，民营企业另一大负担来源——社会保险，则牵涉社会民生与保障。这样的问题“伴生模式”，也同样出现在诸如温州这样民营经济成分占比较高的城市。

　　《等深线》（ID：depthpaper）记者采访中发现，近年来，温州推行的“个体工商户转企业”“棚户区改造”等，都是重要的经济、民生工程，但是在效果层面，却对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施加了额外的压力——“个转企”后，原个体工商户的税负负担明显增加，棚户区改造带来的“拆违”，使温州民营经济企业的生产空间、生产成本等都受到不利影响。由此，我们更可以看清，民营经济营商环境、生存环境的压力，与其他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交织甚至矛盾，这都加剧了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改善的难度。

　　因此，我们必须明确，若想从根本上解决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困境和压力，不仅需要短期释放流动性，更需要从中长期角度进行综合调整与布局，把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改善的目标，放到与防控金融风险、保障社会民生的同等层面，以综合、配套的系统性手段，才能得到逐步解决。这个过程，既需要最高决策层的决心，也需要监管层的谋略、智慧与执行力。

　　我们试图深入解剖金融机构、税收制度、民生保障等与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交织之所在，毕竟厘清问题，方才是解决问题之始。

　　民企维艰

　　“手握大额订单，愿意抵押价值4000万元的股权和几十项专利，一家领跑空气环保产业的科技型小微企业想贷款500万元，跑了两个月都没办成！”北京威斯汀豪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秦楠感慨，“小微企业融资怎么这么难？”

　　秦楠并不是唯一有此遭遇与困惑的人，他甚至不是境遇最差的。因为即便能够从银行借到钱，还有社保缴费、再融资难度等好几道关口在等待着他们——他们的境遇，似乎与最高决策层三番五次强调支持实体经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号召以及出台的政策并不相符。就在秦楠为获得500万元贷款两个月而无果之前，央行已经两次定向降准支持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发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6年～2017年期间对12860份有效样本企业的融资情况进行调研分析，结果发现受访民营企业从银行以外其他途径的融资，从2016年的1.92亿元迅速滑落至2017年的0.69亿元，而银行贷款仅仅增加不到6000万元。这与政策导向，似乎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这种反差来自于——秦楠这样的民营企业主，需要面对的，是一个以大型国有企业生产、运营需求为蓝本建立起的金融体系。《等深线》记者采访获知，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中，民营企业若想从银行获得贷款，需要比国有企业多付出至少10%～15%的利率。在谈及这一切时，银行金融机构人士亦有无奈。

　　多位银行人士告诉《等深线》记者，当前体系下，银行风控系统几乎围绕抵押物建立，一旦不能提供足额抵押，就需要提供各种担保、互保，而这又会进一步提升获取贷款的资金成本。大部分民营企业在获取贷款时，足额抵押难度通常较大，而包括订单、应收账款等进行抵押，在现实操作中，银行依据自身的风控体系，又难以给出更高、更大的权重。

　　这仅仅是银行。即便是在被普遍认为所有制差异相对较小的债券领域，“现在民企债能发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议价就别想了”。一位券商金融市场部相关负责人向记者感慨，通常情况下，民企发债会收取千分之四的标准费率，而国企发债的费率通常是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在被下调评级的企业中，民营企业的占比较高。

　　这或许可以解释两次“定向宽松”的降准之后，对民企生存至关重要的流动性环境，虽已有改善，但是民企在融资领域感受并不直接的原因所在。一位大型阳光私募基金市场部负责人甚至表示：“现在银行间的流动性很充裕，但遗憾的是，‘水’还在银行间市场堵着出不来。”

　　民企为艰的现状，并非一日成就，解决亦非一日之功，更广泛牵涉金融、产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各项政策、机制甚至体制，解决民企为艰之现状，毫无疑问综合治理才能解决，这既需要决心，也需要智慧。

　　民企无奈

　　秦楠的北京威斯汀豪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科技类企业。根据秦楠介绍，该公司是北京市政府和中关村园区双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几十项专利技术和领先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公司团队由20余名教授、博士、硕士、高工等行业精英组成，公司无不良信用记录。

　　秦楠在接受《等深线》记者采访时称，相对于债权融资，对其而言，股权融资的时间更长、成本更高、负担更重，因此其选择了银行贷款这一融资方式。2017年5月，该公司向北京某银行申请一笔500万元～1000万元的贷款，由于无房无地，无法向银行抵押，遂不得不通过担保公司，抵押了价值近4000万元的股权和部分核心专利。

　　秦楠称，由于担保、质押、变更等原因，涉及部门众多，手续烦琐，直到最终拿到500万元贷款，秦楠前后总共花了5个月，所有的费用成本，包括银行的利息、担保费用等，接近贷款的10%。

　　秦楠告诉记者，该笔贷款到期后，他通过民间借贷又借了250万元，“凑齐了还了银行贷款”，而该项“民间借款”的月息高达3%。

　　2018年，秦楠向银行提出续贷，但银行的放贷条件更加严格了，除了专业担保，还需法人、股东、核心技术人员做个人担保。而秦楠公司的这位核心技术人员年龄已经超过了60岁，银行的条件是其子女必须同意担保。

　　在秦楠看来，银行的每条要求都很严苛。“这些手续全部办下来，又要差不多半年，这对企业的资金流动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最终，银行只向秦楠续贷了300万元，而其中50万元因为一个担保手续未能完成而暂时未能放贷。

　　秦楠告诉记者：“去年也是，两笔贷款分批发放，虽然利率是从发放日算的，但担保费用是从第一笔贷款发放日算的。”秦楠觉得，担保公司在收取担保费以及核算各种手续时，表现得极不公平，但他也很无奈，没有固定资产抵押，没有担保公司的担保，根本无法从银行借来钱。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6年～2017年期间对12860份有效样本企业的融资情况进行调研分析，得出结论：金融去杠杆和严监管引发信用紧缩，从而导致整体融资成本上升和分化；金融去杠杆抬高商业银行负债成本，从而传导至资产端的企业贷款。

　　财科院的研究数据显示，民企的银行贷款成本比国企高出接近2个百分点，债券融资、股权融资两种方式民企的融资成本比国企高约1个百分点，其他融资成本也比国企高出0.2个百分点左右。

　　根据调研问卷数据，民营企业的其他途径融资从2016年的1.92亿元迅速滑落至2017年的0.69亿元，而银行贷款仅仅增加了不到6000万元，难以弥补。

　　调研报告指出，企业贷款仍是企业融资主要渠道，但民营企业各类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都比国有企业高，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以及融资难度的提高远超过大型企业，甚至出现无法融资的情况。

　　财科院的研究显示，融资成本差异导致两类企业的融资结构不同，国有企业以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为主，而民营企业则以银行贷款和其他融资为主。

　　银行的选择

　　如秦楠一般，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民营企业，为什么在融资领域面临艰难的境地？《等深线》记者采访发现，造就这一局面的并非简单是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否放贷、融资的问题，而是与长期以来中国内地银行等金融机构构建、执行的运行体系、风控标准等直接相关。

　　在银行负责贷款工作的刘威（化名）告诉记者，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原因和经济大环境不无关系，近两年，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太好，银行的不良贷款爆发得也比较多，银行本身也比较谨慎。一般情况下，国有企业、大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比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要高，银行贷款当然更偏向于前两类企业。

　　“尤其是从今年开始，银行本身也很谨慎，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征信信息审核比较细致，风控要求也比较高。一旦发生坏账，项目负责人也要承担责任。”

　　刘威告诉记者，在做贷款时，第一步就是根据企业的财务报表详细审核企业的经营状况，分析其抗风险能力。

　　除此之外，银行贷款也有一定的政策方向。刘威称，工信部印发的《产业结构调整目录》中，表明了有些行业、企业是要被淘汰的，而另一类则属于支持类行业，那么银行在做贷款时就要看是不是符合《产业机构调整目录》的相关规定。

　　“每个地方经济状况不一样，每个银行的信贷政策也不一样。”刘威称，一般而言，小地方的小银行信贷政策都比较灵活，也比较符合地方经济发展。而大银行的信贷政策是从全国层面考虑的，对于地方企业而言，信贷条件和手续相对就比较严苛。

　　“近两年，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征信不良的情况频繁发生。”刘威称，在这样的条件下，国有大型企业，比如国家电投、中国烟草、国家电网，这一类的企业征信特别好，通过信用方式就可以从银行贷款。同时，经营状况特别好的民营企业也可以用信用的方式，比如金龙鱼、比亚迪都是各大银行的竞争和优质客户，也可以用信用方式直接获得贷款。

　　另外，银行也很偏爱政府主导的投资平台。刘威称，政府融资平台具有政府背景，自身条件较好，抗风险能力强，是各银行竞相营销的重点客户。同时，融资平台企业相对于其他小客户在银行存款、资金结算方面份额较大。

　　而另一位在华北某地方银行工作的赵女士告诉记者，民营企业融资还有其他难处。赵女士称，民营企业的融资贵，也是因为一些地方银行存在“以贷转存”等现象。如一家企业申请贷款，银行要求企业将一部分贷款存在银行作为抵押，但实际上，企业还要为这部分款项承担利息。

　　但赵女士称，这是违规行为，并不普遍，一旦被查，后果也很严重。

　　“所有制”差别

　　秦楠的困惑在于他认为自己手握合理的条件，而无法迅速办理贷款，然而这还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即便从事实体经济的民营企业能够得到贷款，其所要支付的利率成本也远远要高于国有企业，这并非个案。

　　《等深线》记者采访的多位银行人士也都承认存在这一状况。一些银行对于民营企业的贷款，其利率要上浮10%～15%。面对银行的风控机制和放贷体系，民营企业往往没有与银行“议价”的能力。

　　2017年上半年，招商证券曾经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称，一般来说，基于风险收益比，银行贷款投放顺序为：央企、国企与地方融资平台、上市公司与大型民企、小微企业。

　　“关于融资成本，主要区别在企业与银行的议价能力。如果是资质较好的大型民企，融资成本和国企是差不多的。一般的中小型民企的话，贷款利率相比国企可能会上浮10%～15%。”一位国有大型银行北方地区支行的对公业务工作人员向《等深线》记者解释称，“所谓的议价能力，表现在这家企业差不差钱。”

　　一位央行地方支行的工作人员坦言，企业贷款融资成本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成本，即贷款利息。另一部分是额外的“交易成本”，即企业和银行之间为达成贷款交易而支付的成本。

　　抵押充足与否导致贷款融资成本差异。抵押贷款和担保贷款的综合成本相差较大，其主要差异在于交易成本，特别是担保保证金占用降低了贷款资金实际使用水平。如果企业存在抵押不足问题，为获取贷款必须寻求担保，担保门槛和担保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融资的难易程度和成本高低。

　　“以我们支行为例，基本上中长期贷款主要是给了国企。”前述国有大型银行北方地区支行的对公业务工作人员向《等深线》记者坦言，“虽然从制度流程以及风控标准的制定上，银行没有对国企和民企区别划分，但结果往往是这样呈现了。”

　　一位上海某信托的相关业务负责人亦有同感：“我们的信托计划和所有贷款业务对民企的要求会高一点。融资业务中如果风控措施只有保证担保的话，要求民企是上市公司，国企只要是大型企业就行，不过需要提供一个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统一为它提供担保的决议。”

　　“对优质的企业来说，如果项目本身没有太大的瑕疵，企业经营状况较好，信用贷款银行是可以批的。”前述国有大型银行对公业务人员认为，对企业有担保、抵质押的要求，是因为从项目总体来看，银行认为是存在一些风险点的，那么为了控制这些风险点，银行就会通过抵质押等方式来确保发生风险后可以第一时间进行变现。

　　“我们在批贷款的时候，对应不同贷款种类会区别对待。如果做流动资金贷款，就要对应流动资金贷款的需求，确保真实合理。在对应需求的基础上，再去对应还款能力，首先测算是否具备还款付息的能力，还要对应还款来源。如果是流动性经营周转类贷款，只要对应经营周转业务就可以；如果是项目贷款，就必须锁定项目的未来收益，严防挪用。”

　　前述国有大型银行对公业务人员坦言，并不一定是一年期的就比三年期的好批，同样的贷款类型，只要用途合理、结构合理，都是一样的。

　　“银行放款有三个步骤和阶段。第一个步骤是贷前，即审批前，我们会从真实性、合理性方面做出一个判断，如果没问题，接下来整个项目过会，通过审批会进行审批。批复后，就是第二个步骤——贷中，客户经理拿到银行审批批复，按照审批批复下的条件，去落实审批条件和项目整套流程，落实没问题后就进行项目放款。放款后则是第三个步骤——贷后跟踪，一般是客户经理来跟踪。”

　　抵押困境

　　2018年6月底，央行定向降低银行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在释放7000亿元流动性的同时，也提出了一项要求——要求商业银行建立台账制度，以确保新增流动性的投向符合央行提出的“定向”要求。这次降准央行确定了两个重点流向：其一为债转股，其二便是中小微企业。

　　但是，《等深线》记者采访发现，现有银行的风控体系，一般而言均是围绕抵押质押制度建立，对于申请贷款的民营企业而言，能够实现足额抵押质押通常会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尽管流动性丰沛起来，但是银行受制于现行的风控体系，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并不因此而变得乐观。

　　“银行也愿意做中长期贷款的项目，这是能够保证长期收益率的业务。以对应此类贷款较多的基建类为例，通常情况下，民企一般是当地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招到当地，给予很多优惠政策，企业进行落户，这类企业偏制造业的会比较多，那么就需要厂房。而大型厂房的项目建设，才会涉及到中长期项目贷款。实际上，现在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时候采用的常用方式是提供一个地块，但是政府负责找人代建，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会选择通过地方政府的平台公司来代建项目，建完后民企按期付租金，直接进去运营，所以如果做中长期项目贷款，我们会主要集中在国企的目标客户上。”前述国有大型银行对公业务人员表示。

　　不过他还表示，相较以往，国企客户的融资便利性也出现了变化。从去年开始，国家层面在规范地方政府融资的问题上极为重视。“说实话，以前国企融资容易并不是因为项目多么优质或者收益多么高，而是政府做的兜底和担保对银行来说覆盖风险是足够的。”

　　在他看来：“涉及到城市基础设施类建设或者轨道交通类建设，尽管已经在推PPP模式，但主要还是以政府采购为主导，还是通过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来执行，并不是说不支持民企，而是现有的能拿到这类项目的企业，尤其是北方，还是以国企居多。”

　　不过，一位央行地方支行的工作人员认为：“造成民营企业贷款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我们的调研情况来看，企业有效抵质押物不足是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企业应收账款占压资金多、贷款期限错配、企业涉及法律诉讼导致资金冻结或企业信用等级下降等，也是银行不予批准贷款的常见原因。”

　　前述国有大型银行对公业务人员亦对记者表示：“国企的雄厚资产的确是优势项。简单举个例子，300亿元规模的国企和3000万元规模的民企，抗风险能力一定是不同的。民企一笔1000万元的贷款业务，实际提供的抵押物可能是一套500万元的房产，这对银行来说，明显风险敞口是创大的；而国企一笔3000万元的贷款，它拿来抵押的房产可能价值是5000万元，那么即使这笔贷款出现不良面临损失，资产处置的时候钱却是够的。”

　　他坦言：“对银行信贷业务人员来说，一旦贷款风险发生，经手的业务人员会直接调离岗位对企业进行催收，虽然不会离职，但是调岗催收的话，工资会调整为基本工资。虽然制度上没有偏好，但是因人为的主观选择，还是或多或少有些影响。”

　　据记者了解，有效抵质押物不足主要有三种情况。由于企业部分资产抵押折扣率较低，造成企业以抵押贷款融资额度受限，不能满足企业贷款的理想需求。

　　目前各家银行各种抵押物的基准抵押率虽有不同，但是差异并不会特别大：土地、房产抵押率为60%，厂房、机器设备为50%，动产为25%～30%，专业设备评估为10%。银行一般更倾向于土地、房产等不动产作为抵押物。

　　而企业订单、应收账款、专利等质押方式推进不力，贷款抵质押方式单一；企业土地、房产、消防等固定资产的相关手续还未办理齐全，暂时不能办理抵押。

　　前述央行地方支行的工作人员认为，在银行评估部门或第三方评估中介机构与企业对抵押物的市场价值判定不同的情况下，实际执行的抵押折扣率极有可能达不到企业预期，或者由于抵押物变现难，对企业抵押造成了一定影响。

　　“应收账款抵押只能简单地在央行下属网站上做登记、确认。但即使重复登记也不会有提示，实际上还是有风险存在的。”前述国有大型银行对公业务人员对记者表示，“我们是承认应收账款抵押的，但并不是所有银行都愿意。”

　　前述国有大型银行对公业务人员坦言，绝大部分企业资金缺口都是将流动资金贷款用于扩大再生产或技术改造以后，“短贷长用”导致流动资金紧张。特别是建材、建筑类企业上下游占压资金较多，造成企业流动资金非常紧张。对于一些“负债导向”经营模式的民企，由于企业有效资产已全部抵押给银行，企业无法再向银行提供贷款所需抵质押物，容易导致贷款得不到审批。

　　发债亦“难”

　　2018年上半年，社融增速从2017年的9.2%连续降至-18.5%。太平洋证券方面认为，剔除居民贷款后这一增速从7.3%降至-25.7%，考虑到企业部门新增贷款增速由9.9%升至16.2%，可以看出当前融资压力高度集中于原先较为依赖债券和非标融资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这是近期针对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政策接连出台的重要背景。

　　而今年6月底央行定向降准之后，曾有媒体报道称，监管层对商业银行进行窗口指导，要求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购买中低信用的债券，以确保企业资金链稳定。多位企业界人士告诉《等深线》记者，过去几年间的债市扩容，使得发债成为企业的主要融资手段之一。然而，在发债领域，民营实体经济的企业也难以堪称乐观。

　　“承销机构、发债机构在债券利率的定价方面，都是随行就市，但可以肯定的是民企付出的成本会高于国企，因为资质好一些的国企议价能力较强。一般来说，民企会收取千分之四的标准费率，国企是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的费率。”一位券商金融市场部相关负责人感叹称，“现在民企债能发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议价就别想了。”

　　2015～2016年公司债市场的加速扩容以及银行表外业务的开展，在供需两端为民营、小微企业创造了融资宽松期。太平洋证券方面认为，随着MPA考核将理财产品纳入广义信贷范围，以及资管新规的逐渐落地，需求端调整引发债券、委托贷款在整个社融结构中占比快速下降。外部环境引发企业被动调整债务结构的过程中，信用债券偿还峰期到来，部分融资调整缺乏灵活性的低评级民企违约风险持续增加。

　　2018年1～6月共有97家发债主体遭遇主体评级下调（包括同一主体连续下调评级），较2017年69家上升了41%。分企业属性来看，民营企业占比明显上升，国企占比明显下降。民企为56.7%，这一数据2017年仅占26.1%；国企为24.7%。

　　“我们现在对民企债的态度，还是和前一段时间一样，不会配置。因为从整体来看，信用债风险都不小。”一位中小型商业银行金融市场部工作人员坦言。

　　申万宏源证券方面认为，关于再融资格局，缓解违约引发的信用风险恐慌情绪的政策陆续在出台，但去杠杆政策发酵下，我国再融资收紧的格局短期内很难根本改善，年内违约压力仍然较大。且考虑到今年下半年以及明年，实体除了面临债务到期量大之外，还面临盈利边际下行的影响。当前出台的扩大MLF抵押品范围、定向降准等一系列政策仍处于政策放松的初级阶段，后续政策继续边际放松仍有必要。

　　申银万国证券分析师孟祥娟认为，从一二级利差看，上半年信用风险事件频发使得AA和AA+的一二级利差整体走阔，尤其是AA上行坡度陡峭。随着7月份管理层对中低评级和民企市场给予了政策支持，且风险事件减少，市场情绪有所缓和，AA一二级利差略有下降，但幅度较为有限，而AAA一二级利差大幅收窄，这证实了市场对于信用风险的担忧，对于低评级信用债依然不愿意增配。

　　太平洋证券方面认为，基于理性的资产配置行为，银行传统的低风险偏好决定了其在政策引导下，最先实现的可能是部分行业龙头民企的融资成本下行。对于相对高风险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当前的问题症结在于其融资需求难以被银行主导的市场低风险偏好所对接，更大范围的风险缓释可能需要进一步的配套政策，从负债端或者资产端激活高风险偏好机构的投资意愿。

　　前述央行地方支行的工作人员认为，去杠杆的基本途径是偿还债务。不可否认，任何减债的方式都有紧缩作用，这是不可忽视的副作用。当前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水平，其实是少数行业、少数企业的杠杆率高企问题和大量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糅杂，形成了一种结构性高杠杆现象。当前的杠杆去化路径应该是去杠杆和转杠杆并行。

　　社保再承压

　　在北京东三环财富中心26层普华永道办公地，沈长春和普华永道的税务合伙人已经是第三次见面讨论企业税收筹划问题了。

　　“我们希望在合规的范围内降低企业的税费，特别是今年国家出台了很多税收优惠政策，但是对我们来说，税费并没有降低，反而还比以往多交了。”沈长春无奈地说。

　　作为北京一家快递行业企业的财务总监，沈长春三年前应聘到该公司。赶在快递行业快速发展的风口上，沈长春过去三年的日子过得也算安稳。进入第四年，烦恼也随之而来。“去年借助营改增的利好，快递行业适用税率大幅下降，仅税费这一项去年就节省了千万元的成本，所以现在我们最关心社保费的事。因为用工成本增加后，相应的社保费也在提高，对企业来说，这部分负担其实很重。”

　　那么社保费对企业的成本影响究竟有多大？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到，一个税前月薪1万元的员工，扣除五险一金和个税后拿到手的钱是7454元，但是企业为此却付出了14410元的成本。

　　目前社保费的缴费情况主要分企业和员工两部分计算。

　　个人缴费标准是：养老8%、医疗2%、失业0.2%、公积金12%和个税。这五项总和为2546元。

　　企业缴费标准是：养老20%、医疗10%、失业1%、工伤0.3%、生育0.8%和公积金12%。这五项单位缴费合计为4410元。

　　这也就是说，税前月收入1万元，员工到手工资是10000-2546=7454元；企业用工支出是10000+4410＝14410元。

　　此前，清华大学曾作过一项测算，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我国的社保缴费率在全球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其他金砖国家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的4.6倍。

　　对企业来说，社保费支出差不多占工资收入的四成左右，为了降低成本支出，企业也采取了税务筹划。

　　一位税务系统人士告诉记者，对于五险一金的缴费基准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差异。“一些大型企业合规要求高，一般都会按照税前收入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因此企业承担的税负也会高一点。但有些企业也会做一些避税筹划，把收入分为基本工资和绩效等几个部分，然后按照基本工资来缴纳社保费，这样一来，企业实际缴纳的社保费就会降低，但从长远来看，员工利益会被损害。”

　　记者了解到，社会保险项目均是企业法定缴费义务，其征收工作以参保人的实际收入为费基，按固定费率缴费。目前社保费的缴费基数上限是上一年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下限以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算术平均数60%为缴费基数。

　　《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17》显示，我国“五险”由于缴纳成本过高，基数合规的企业比例呈逐渐略有减少的趋势。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基数合规企业占比38.34%，2016年下滑至25.11%，2017年这一数字降至24.1%。基数合规企业连续三年减少，加大了当前五险支出压力。

　　弱化获得感

　　事实上，对企业而言，用工成本支出背后的压力伴随着企业融资成本的逐渐提高。

　　中国财科院“降成本”报告指出，当前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以及融资难度的提高远超过大型企业，甚至出现无法融资的情况。根据调研问卷数据，民营企业的其他途径融资从2016年的1.92亿元迅速滑落至2017年的0.69亿元，而银行贷款仅仅增加不到6000万元，难以弥补民营企业的发展需求。

　　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认为，样本企业普遍认为物价上涨是导致人工成本增长的首要因素。其次，难以招到合适员工、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劳动力素质提升、地方政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也是人工成本增长比较重要的因素。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成功招到合适员工的前提，但偏高的社保费支出却也加重了企业的税负。

　　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社保费率为39.25%，其中养老和医保占36%左右。在最新公布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中，国务院明确规定从明年1月1日起，各项社保费将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对此，北京一位就职于社保系统的人士坦言，税务局统一征收社保费，很大原因是以前由于企业缴费的社会保险项目征管效率不高，导致养老、医疗为代表的险种长期存在财务可持续性风险。“加强征管有利于弥补缺口，但也会造成企业税负的增加。”

　　据悉，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相比，税务部门在技术手段、制度支撑、管理经验以及实现《社会保险费》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方面都有明显优势。

　　财政部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合计67154亿元，基金支出合计57145亿元。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6614亿元，支出40424亿元，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50202亿元。

　　刘尚希分析，人工成本要对应劳动生产率，只要劳动生产率高于人工成本，即使出现人工成本上升也并不可怕。当前阶段性降低社保缴费并非长久之计，未来要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统筹使用，加大省际间的调剂使用，同时要优化社保基金的国内外投资渠道以增强保值增值能力，精简一些社保险种，例如将工伤、医疗、生育合并为健康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