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成都信息快报：央行系统，周小川行长的讲座向来座无虚席。昨日，市场终于盼来一睹周小川“风采”的机会。

昨日，周小川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上发表署名文章，全面阐述“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实施路径。

周小川从构建更具竞争性和包容性的金融服务业；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稳步推进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兑换；完善金融监管等五个方面分头阐述。

改革、市场化、“负面清单”等词语在文中频繁出现。如何推进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资本项目开放以及股票发行注册制等改革，从理念到具体措施，周小川在文中均一一解答。
金融“负面清单”准入制

对于整个金融行业的改革方向，周小川强调了更具竞争性和包容性这两个发展方向。

截至2012年末，我国银行、证券、保险机构总资产超过140万亿元。尽管规模庞大，但存在着诸如金融业门槛过高、国有股占比较大、公司治理不完善等问题。

周小川称，要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立足于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

一直以来，民营资本难以进入金融业。从1996年民生银行成立算起，已经有整整17年的时间，没有一家新的民营银行获批。

周小川称，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金融业作为竞争性的服务行业，也应该按照‘负面清单’的准入制度和扩大服务业开放的要求，为各类投资主体准入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一方面通过引入民营资本这条“鲇鱼”进入金融业，使市场更具竞争性；另一方面，对于现有的国有金融机构，则侧重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推行更加市场化的管理层选拔方式，减少行政任命。

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易纲也在上述辅导读本发表署名文章称，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实体经济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相比而言，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还相对较低。“截至2012年末，外资在中国银行业市场份额占比还不到2%。”

周小川称，要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逐步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等新开放模式，实现金融服务业的高水平对外开放。

金融业更具包容性则主要在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发展普惠金融两个层面。

“要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我国发展阶段决定了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仍有政策性金融的需求。”周小川还称，要让金融改革与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所有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后进地区，惠及所有人群。

目前，我国政策性金融银行主要有三家：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和农发行，其中国开行于2008年开始启动商业化转型，但其商业化转型并不彻底，依然从事大量开发性金融业务。

基本退出常态式外汇市场干预

对于市场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中，将其从“基础性”提升至“决定性”。

在周小川看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客观上要求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

在金融领域，利率、汇率是重要的要素价格，但一直以来受到的干预较多。

“稳步推进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周小川称，利率和汇率作为要素市场的重要价格，是有效配置国内国际资金的决定性因素。

今年7月，央行已经完全放开了贷款利率的管制，目前仅剩存款利率尚未放开。从国际上的成功经验看，放开存款利率管制是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最为关键、风险最大的阶段，需要根据各项基础条件的成熟程度分步实施、有序推进。

对下一步利率市场化，周小川开出了近期、近中期和中期“三步走”的目标路径。

汇率上，周小川称，根据外汇市场发育状况和经济金融形势，有序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中国的汇率市场化改革可谓历经有年。2005年7月到2013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累计升值了34%，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29%和38%。最近一次的大动作发生在2012年，当时央行将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浮动幅度由原先的千分之五扩大至目前的百分之一。

“目前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关键还不是百分之一或者更大的波幅问题，而是人民币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非常低，市场的实际状况是‘波而不动’。”国泰君安证券高级经济学家林采宜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汇率的形成机制没有完全建立，波幅放宽不放宽就变得不那么重要。

周小川还称，进一步发挥市场汇率的作用，央行基本退出常态式外汇市场干预，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境内外股市互联互通

对于资本项目开放，周小川称，应抓住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有利时间窗口，在统筹国内需求与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按照IMF的标准，我国85%的资本项目已处于基本可兑换以上水平。”易纲认为，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是金融开放的重要内容。

在资本项目开放领域，周小川着重谈到了三个重要方面。

“（首先）转变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方式，便利企业走出去。”周小川称，要减少外汇管理中的行政审批，从重行政审批转为重监测分析，从重微观管制转变为重宏观审慎管理，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

第二个方面则是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

周小川称，要进一步扩大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主体资格，增加投资额度。“条件成熟时，取消合格境内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资格和额度审批，将相关投资便利扩大到境内外所有合法机构。”

与此同时，周小川还表示，研究建立境内外股市的互联互通机制，逐步允许具备条件的境外公司在境内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拓宽居民投资渠道。

资本项目可兑换并不意味着央行对资本进出采取放任态度。在第三点中，周小川就重点阐述了对外债和资本流动的管理。

“建立健全针对外债和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提高可兑换条件下的风险管理水平。”周小川称，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对资本流动采取临时性管理措施。

事实上，在此之前，周小川已在多个场合表示过，资本项目可兑换并不意味着百分之百的自由。不能把“汇率完全自由浮动、跨境资金转移完全自由、零金融监管和本币国际化四件事混在一起等同于资本项目可兑换”。（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