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华为3年前应该快垮了

新华社罕见地刊发6700多字的人物专访。任正非3个小时的访谈中直言不讳,信息量很大,值得大家收藏细读。
  财富成都热点关注(本期主角 任正非)新华社罕见地刊发6700多字的人物专访。任正非3个小时的访谈中直言不讳,信息量很大,值得大家收藏细读。
  任正非将华为的成功归结为3点,并称发展至今没有动过做房地产、炒股这些念头。但在坚守的同时,他又出人意料的说华为3年前应该快垮了。任正非为什么这么说?本文来自新华社,原标题为《“28年只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与任正非面对面》

  任正非和华为公司,堪称当代商业史上的传奇。

  1987年,年满43岁的任正非和3个同伴集资2.1万元成立华为公司,利用两台万用表加一台示波器,在深圳的一个“烂棚棚”里起家创业。

  28年后,华为公司由默默无闻的小作坊成长为通信领域的全球领导者:2015年营收3950亿元人民币,净利润369亿元,增速均达30%以上。作为华为领军人物,任正非从一名中年创业者成为全球知名企业家,深深影响了许多人……华为走过了怎样的创业、创新之路?成功密码是什么?“28年只做一件事”的任正非究竟做了怎样“一件事”?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在他看来,当下的深圳乃至中国应该如何创新驱动发展?政府需要筑牢哪些堤坝?

  带着一系列问题,新华社记者近日走进位于深圳龙岗坂田的华为总部,与任正非面对面,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访谈……成功密码:“坚持只做一件事”

  记者:当下全球经济不景气,华为却逆风飞扬。华为成功的基因和秘诀是什么?

  任正非:第一,华为的发展得益于国家政治大环境和深圳经济小环境的改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发展。深圳1987年18号文件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没有这个文件,我们不会创建华为。后来,华为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我们感到税负太重,很多同事说把钱分了算了。这时深圳出了“22条”,提出投资先不征税,等到收益后再征税,实行了好几年。这个时候我们就规模化了。

  第二,华为坚定不移28年只对准通信领域这个“城墙口”冲锋。我们成长起来后,坚持只做一件事,在一个方面做大。华为只有几十人的时候就对着一个“城墙口”进攻,几百人、几万人的时候也是对着这个“城墙口”进攻,现在十几万人还是对着这个“城墙口”冲锋。密集炮火,饱和攻击。每年1000多亿元的“弹药量”炮轰这个“城墙口”,研发近600亿元,市场服务500亿元到600亿元,最终在大数据传送上我们领先了世界。引领世界后,我们倡导建立世界大秩序,建立一个开放、共赢的架构,有利于世界成千上万家企业一同建设信息社会。

  第三,华为坚定不移持续变革,全面学习西方公司管理。我们花了28年时间向西方学习,至今还没有打通全流程,虽然我们和其他一些公司比管理已经很好了,但和爱立信这样的国际公司相比,多了2万管理人员,每年多花40亿美元管理费用。所以我们还在不断优化组织和流程,提升内部效率。

  记者:华为每年花上亿美元请IBM顾问团队来帮助管理企业。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价钱改进管理?

  任正非:你们知道吗?丰田的董事退休后带着一个高级团队在我们公司工作了10年,德国的工程研究院团队在我们公司也待了十几年,才使我们的生产过程走向了科学化、正常化。从生产几万块钱的产品开始,到现在几百亿美元、上千亿美元的生产,华为才越搞越好。我们每年花好多亿美元的顾问费。

  我们走出国门、走向全世界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不知道什么叫交付,全是请世界各国的工程顾问公司帮助我们。第一步就是认真学习,使公司逐步走向管理规范化。现在我们正在自己往前一步,就想再做得更简单一些、更好一些。

  记者:华为有没有弱点?

  任正非:有。华为公司3年前应该快垮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有钱了,怕苦了。我们往海外派人都派不出去。大家都想在北京买房、陪小孩,都想在好地方呆。我们就琢磨:为什么不提升一线作战的人的待遇呢?我们确定非洲“将军”的标准与上海、北京的标准不一样,年轻人在非洲很快就当上“将军”。你在非洲干,就朝着这个非洲“将军”的标准,达到了就是“将军”,就可以拿“将军”的钱。现在我们的非洲员工根本不想回来。

  记者:创新能把华为领向一个怎样的未来?

  任正非:比如4K高清电视,现在北京、深圳都还做不到,但四川全省连边远农村用的都是4K高清电视,就是我们和四川电信合作做的。4K电视会把带宽、信息管道撑得很大。手机很快也是2K了,也会把信息管道撑大。这么大的管道一定要有人来做!4K现在还没有到来,VR(虚拟现实)就要到来了,还能互动,流量会远远大于4K。这是阻挡不住的社会发展趋势,也是巨大的战略机会。香港、澳门马上也会实现。四川的实践证明,普通的农村也可以享受很高的带宽。

  坚守“上甘岭”:“中心是有理想”

  记者:华为成长过程中,正逢中国房地产爆发,您是否动摇过?

  任正非:没有。没炒过股票,没做过房地产这些东西。

  记者:没有诱惑么?

  任正非:没有。那时,公司楼下有个交易所,买股票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包围着。我们楼上则平静得像水一样,都在干活。我们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攻击“城墙口”。

  记者:是怎样形成这样一种文化的?

  任正非:傻,要总结的话就是傻,不把钱看成中心。中心是理想,理想就是要坚守“上甘岭”。钱不是最重要的。

  记者:华为为什么不上市?

  任正非:因为我们把利益看得不重,就是为理想和目标而奋斗。守住“上甘岭”是很难的,还有好多牺牲。如果上市,“股东们”看着股市那儿可赚几十亿元、几百亿元,逼我们横向发展,我们就攻不进“无人区”了。

  创新者窘境:“即使有‘黑天鹅’,也是在我们的咖啡杯中飞”

  记者:历史上很多大公司几乎在一夜之间倒闭了,就像在《创新者的窘境》里写的一样。您有没有这种忧患意识?

  任正非:至少在大数据传送这个领域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即使有“黑天鹅”,也是在我们的咖啡杯中飞。我们可以及时把“黑天鹅”转化成“白天鹅”。我们内部的思想氛围是很开放自由的,“黑天鹅”只会出现在我们的咖啡杯中,而不是在外面。我们这里已经汇集了世界主要的技术潮流。

  记者:您对华为的未来比较乐观,但是您自己也在强调“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为什么?

  任正非: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公司也会懈怠,我们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增长完了以后会不会变懒呢?我们要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第二,我们国家一定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物权都有物权法保护了,至少知识产权要等同于物权。国家要保护知识产权,才能有发明。

  记者:前段时间您和爱立信签订了一个专利交叉许可协议?

  任正非:是的,签订后我们公司高层欢呼雀跃,因为我们买了一张世界门票。我们一个普通员工写了个帖子,说“我们与世界握手,我们把世界握到了手中”。

  如果我们保护原创发明,就有很多人去做原创,最后这个原创就会发展成产业。

  修宽航道:“主航道只会越来越宽,宽到你不可想象”

  记者:企业间的竞争其实挺残酷的,但刚才听您讲到和国外的竞争对手可以自如地对话,这是怎么做到的?不是都讲企业竞争搞焦土政策吗?

  任正非:那是别人说的焦土政策,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华为是小公司的时候就很开放,和别人总体都是保持友好的。为什么我们在国际市场有这么好的空间?因为我们知识产权的“核保护伞”建立起来了,这些年我们交了那么多的知识产权费给别人,当然我们也收了非常多的专利费,和那么多公司签了专利交叉许可协议,这本身就是友善、尊重别人嘛。我们现在发展速度比别人快,进入的领域比别人深,我们还要顾及世界的发展。

  记者:华为都是在主航道作战,那现在主航道是越来越宽了呢,还是越来越窄了呢?竞争对手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强了,还是怎样一个情景?

  任正非:主航道只会越来越宽,宽到你不可想象。我们现在还想象不出未来信息社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只是把航道修宽了,在航道上走各种船,游艇啊、货轮啊、小木船啊,是别人的,运营商也只是收过路费。所以我们要跟千万家公司合作,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

  管住“两条堤坝”:“政府最主要还是建立规则”

  记者:在深圳,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怎样?您对政府有什么建议?

  任正非:深圳市政府做得比较好的一点,是政府基本不干预企业的具体运作。法治化、市场化,其实政府只要管住这两条堤坝,企业在堤坝内有序运营,就不要管。政府最主要还是建立规则,在法治化和市场化方面给企业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记者:深圳创新型经济如何走在全国前列?

  任正非:深圳就是要率先实现法治化、市场化,这方面要走在全国前面。打知识产权官司,法庭要公正判决。

  记者:过去有一个阶段,珠三角地区被称为“世界工厂”。您怎么看这些年珠三角走的世界工厂之路?这条路对创新发展、创新驱动有怎样的价值?

  任正非:20多年前你来华为看,会觉得华为是家快关闭的工厂。我们是利用两台万用表加一台示波器在一个烂棚棚里面起家的。我们曾经也是落后工厂,落后到比珠三角的加工厂还可怜。

  演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现在珠三角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东南亚去了。你不能只看珠三角有少数高科技公司成功了。高科技公司也是在“低科技”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你只要给他条件,他就会改进自己、赶超自己,慢慢就会发展。高科技公司也需要“低科技”的零部件。

  记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制造业的支撑,所谓高科技也是没有基础的?

  任正非:是的。我们的高科技是由多少“低科技”组成的?每个零件都是高科技吗?不可能。我们的产品是由多少零件组成的?以前买这些零件,我们都是付人民币,到东莞提货,现在是付美金,到东南亚提货了。

  走向繁荣:“锄头一定要种出玉米,玉米就是实体企业”

  记者:您觉得现在抓住国际机遇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重点应该是在哪些方面?

  任正非:第一,减税,先把税减下来。减税可以带来企业持续减负,从而增加更多投资和创新,企业有钱搞研发,这样就可能得到休养生息和喘息的空间,产业就能做大,税基也大了。

  第二,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机制。华为这些年劳动与资本的分配比例是3:1,每年经营增值部分,按资本与劳动的贡献设定一个分配比例,劳动者的积极性就起来了。

  记者:创新跟改革开放是什么关系?

  任正非:创新就是释放生产力,创造具体的财富,从而使中国走向繁荣。虚拟经济是工具,工具是锄头,不能说我用了五六十把锄头就怎么样了,锄头一定要种出玉米,玉米就是实体企业。我们还是得发展实体企业,以解决人们真正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中心,才能使社会稳定下来。

  记者:有人说这些年改革的动力有弱化的现象,您怎么评价?

  任正非:我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抱着一夜暴富的想法,实现不了,它的动力就弱化了。但真真实实的是,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辘轳篱笆狗都没有变,你怎么能变成“富二代”呢?如果我们抱着一种努力创造、缓慢健康成长的心态,每个人的满意度就提升了。

  战略耐性:“没有理论的创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

  记者:美国硅谷是世界高科技的高地,中国创新的希望何在?

  任正非:高科技领域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要沉得下心,没有理论基础的创新是不可能做成大产业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理论基础的板凳可能要坐更长时间。我们搞科研,人比设备重要。用简易的设备能做出复杂的科研成果来,而简易的人即使使用先进的设备也做不出什么来。

  记者:中国有可能成长出许多个“华为”吗?

  任正非:可以的。第一,小企业做大,就得专心致志为客户服务。小企业特别是创业的小企业,就是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真心诚意为客户服务。小企业不要去讲太多方法论,就是要真心诚意地磨好豆腐,豆腐做得好,一定是能卖出去的。只要真心诚意去对客户,改进质量,一定会有机会。不要把管理搞得太复杂。

  第二,先在一个领域里做好,持之以恒做好一个“螺丝钉”。

  第三,小公司不能稍微成功就自我膨胀。我始终认为企业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发展。

  泡沫经济对中国是一个摧毁,我们一定要踏踏实实搞科研。一个基础理论变成大产业,要经历几十年的功夫,我们要有战略耐性。要尊重科学家,有一些人踏踏实实做研究。如果学术研究泡沫化,中国未来高科技很难有前途。不要泡沫化,不要着急,不要大跃进。没有理论的创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

  我们公司在世界资源聚集地建立了20多个能力中心,没有这些能力中心科学家的理论突破,就没有我们的领先世界。中国必须构建理论突破,创新才有出路。小改、小革,不可能成为大产业。

  记者:您说的理论创新是指基础研究?

  任正非:理论创新比基础研究还要超前,因为他写的方程也许连神仙都看不懂,就像爱因斯坦一百年前写的引力场方程,当时谁也看不懂,经过许多科学家一百年的研究才终于证明理论是对的。很多前沿理论突破以后,人类当时都不能理解。

  记者:华为聘用的国外科学家很多?

  任正非:我们海外研究所的科学家大多是外国人,所长是中国人,所长就是服务。我们“2012实验室”现在有700多位科学家,今年会到1400多人。

  记者:高科技发展应该以基础理论为支撑?

  任正非:有理论创新才能产生大产业,当然有技术创新也能前进。日本一个做螺丝钉的小企业,几十年只研究螺丝钉,它的螺丝钉永远不会松动,全世界的高速铁路大都是用这个公司的螺丝钉。一个螺丝钉就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研究。我去过德国的小村庄工厂,几十年就做一个产品,打出的介绍图不是说销售了多少,而是占世界份额多少,村庄企业啊!

  记者:就您在华为成长过程中的感受,我们国家在未来一轮经济周期怎样才能“抢占”高新技术的一席之地?

  任正非:首先不要有“抢占”这个概念,一抢,就泡沫化。就是踏踏实实做基础,融入世界潮流,与世界一同发展,分享世界的成功。

  未来三十年:“一定会崛起非常多的大产业”

  记者:有人说深圳走上了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其中的一个动力源就是华为?

  任正非:未来信息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不可想象,未来二三十年将是人类社会发生最大变化的时代。伴随生物技术的突破、人工智能的实现等等,未来人类社会一定会崛起非常多的大产业。

  我们面对着极大的知识产权威胁。过去二三十年,是从落后通信走向宽带通信的二三十年,全世界出现多少大公司,美国思科、谷歌、Facebook、苹果,中国没有出多少,就是因为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大产业,比如VR虚拟现实,中国在这些产业是有优势的,但是要发展得更好,必须有十分苛刻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记者:您觉得中国应该建设和发展怎样的一种商业环境?

  任正非:我认为中央提出新常态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不再追求高速度了,适当发展慢一点,有发展质量才是最根本的。

  有个专家说,投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外延方式,比如建一个钢铁厂,再建一个钢铁厂,又再建一个钢铁厂,规模就做大了;第二种叫普罗米修斯投资,普罗米修斯把火偷来了,有了火才有人类文明,这就是创新突破。我们国家提出要沿着创新之路增长经济,是正确的。外延式增长,投资越大产品越过剩,价格越来越低,投资效果越差。

  记者:在您看来,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机遇,同时面临的大风险是什么?

  任正非:我觉得,中国经济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问题。主要是不要把自己泡沫化了。中国的情况还是比别人好的,只要不让假货横行,就出不了大的问题。

  防范危机:“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

  记者:您觉得深圳未来的危机在哪里?

  任正非:很简单,14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匹兹堡,有钢铁。7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底特律,有汽车。现在,世界的中心在哪里?不知道,会分散化,会去低成本的地方。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而且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记者:华为是深圳本土成长的企业,您对深圳的城市发展比如国际化、改革开放等有怎样的期望?

  任正非: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大家知道大工业的发展,每一个公司都需要一定的空间发展。

  我们国家最终要走向工业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工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来换取工业的成长。现在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产业成长的可能空间就会越来越小。既然要发展大工业、引导大工业,就要算一算大工业需要的要素是什么,这个要素在全世界是怎么平均的,算一算每平方公里承载了多少产值,这些产值需要多少人,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设施。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钱就能投资的”

  记者:对一些希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有没有一些建议?

  任正非:首先中国要建成法治国家,企业在国内就要遵纪守法。你在国内都不守法,出去一定是碰得头破血流。所以我不支持中国企业盲目走出去。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不会立竿见影,会几十年一百年慢慢释放影响。第二,要学会在中国管理市场经济,在中国你死我活地对打,还活下来了的话,就能身强力壮地出去跟别人打。中国要加强法律、会计等各种制度的建设,使自己强盛了走出国门。不然企业走出去会遇到非常多的风险,最后可能血本无归。所以我认为,中国企业要走出去,首先要法治化,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钱就能投资的。(新华记者赵东辉、李斌、刘诗平、蔡国兆、彭勇、何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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