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成都用户力荐（本文来源于新京报）厉以宁谈中国经济十大问题：长期超高速增长害处大。
　　第一是资源过度消耗，而且消耗得很快；第二是环境破坏；第三是低效；第四是有些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第五是错过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
　　厉以宁列出中国经济十大问题，称长期保持超高速增长会错过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厉以宁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主要著作包括《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等。

　　厉以宁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其中，包括“孙冶方经济学奖”等。他曾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厉以宁教授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2015年伊始，3本厉以宁经济学专著——《只计耕耘莫问收：厉以宁论文选2011—2014》、《一番求索志难移：厉以宁论文选2008—2010》、《非均衡的中国经济》(最新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应出版方之邀，1月12日下午，厉以宁在中国出版集团举办讲座，谈及当下中国经济的十大问题。厉以宁表示，长期超高速的经济增长给经济带来的害处很大，不仅会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并造成产能过剩，同时还会因此错过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

　　什么是新常态？　新常态简单地说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

　　中国前几年经济的增长是超高速的增长，这种超高速增长并不符合经济规律。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高，但是不可能长期这么高，因为这种超高速的经济增长给经济带来的害处很大。大体上有五个不利，第一是资源过度消耗，而且消耗得很快；第二是环境破坏；第三是低效；第四是有些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第五是错过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都抓紧时机来技术创新，以便给经济找出一条新的途径。中国也应该如此，但是为了追求超高速的增长，忽略了这一点。

　　GDP的结构比增量更重要。我们现在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二位了，但是要论结构来讲，我们跟日本还有距离。为什么？高新技术产业占经济中的比重、占GDP的比重小于日本。

　　对出口、进口的看法需要调整

　　出口越多越好，这是计划时代观念，因为计划经济年代我们受到外部的封锁、抵制，外汇很少，出口越多赚取外汇越多，可以买需要的东西。

　　现在的情况变了，出口多，其他国家的进口就多了，出口就少了。这种国际贸易关系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应该转变，并不是出口越多越好，进出口基本平衡才最好。所以说观念要变，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了，而且在国际上有重要地位，要跟人家做长远的贸易关系，都是希望能够在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条件下来做。

　　另外，外汇储备也是应该根据国家情况考虑，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外汇储备越多，会带来几个毛病。所有的外汇储备都是用人民币换来的。企业出口创汇，然后根据国家结算外汇的办法，把外汇卖给人民银行，人民银行付你人民币。所以外汇的增加实际上表明了人民币出口越多。有的外汇就存在那不动了，造成人民币通货膨胀。

　　高就业未必和高投资有因果关系

　　过去总是认为，要增加就业就必须高投资，高投资就能够提供就业的岗位，就业岗位多，就业人就多，这个看法已经是过时了。

　　现在有些工地正在施工，要建一个现代化工厂，你到那里问问看，这个厂投资了多少亿，会增加多少人就业？他给你回答是你预想不到的，我不但不增加就业我还要裁员，全部用机器人，哪用那么多人。

　　跟新常态相对应的是适度投资，不是从前那样，投资越多越好、越大越好。

　　就业靠什么解决呢？靠适度投资，靠政策、靠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靠中、小、微企业发展。什么叫适度投资？含义是并不是全要国家投资，国家只投一部分，另外一部分靠民间资本投资。民间资本投资，这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方向。中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都是民间投资，它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这种投资是精打细算，不会铺张、不会浪费，因为民营投资自己要付盈亏的。

　　高利率未必能抑制通货膨胀

　　过去对待通货膨胀，主要是什么办法呢？提高利率，货币流通量就减少了。但是现在根据中国一二十年的经验，已经表明了高利率不能够、未必能够抑制通货膨胀。为什么？因为在经济学里面，把国际传递的通货膨胀不算，就从供给需求各个方面来看，通货膨胀分两类，一类叫做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一类叫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遇到的通货膨胀，当时主要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进入21世纪以后性质变了，更多的是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成本提高了，物价就跟着上去了。

　　记得在前年，一个月调整一次银行准备金率，全世界没有这样的，这个是很难动用的宏观调控手段，结果物价还是控制不了。所以要技术创新，现在2008年以后全世界都认识到了要治理通货膨胀，不能采取提高利率的办法，而是鼓励技术创新的办法，一定要把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放到重要位置。

　　市场可以创造

　　我们所面临的市场是一个动态的市场，而不是静态的市场。比如说扩大内需，扩大内需重在扩大民间消费，民间消费增加还是挺慢的。原因很多，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关键的，你在销售运营方面没有新产品出来。你要人家扩大消费，你得有新消费品。

　　我到服装店看，看来看去这个式样以前就有了，这个布料还是一样，我要这个干吗，我家里都有了，我买来干吗？市场要创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现在用的手机跟过去的手机不一样了，为什么？功能增加了。10来年前只是作为通话，现在的手机可以看电视、打电话、录音、照相等等。

　　要有两个假设、三种调节

　　现在谈两种假设，第一种假设是经济学中最普遍存在的一种假设叫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都是自利的，最低成本、最小代价、最大收益，这是一个假设。这种假设并不错，但是现在显然是不够了，在今天的社会中一般都是认为应该是两种假设。一个叫经济人假设，第二种假设是什么？社会人假设，人不仅是经济人，人也是社会人。

　　为什么提社会人假设呢？因为很多事情都处于经济规律以外的。

　　比如说有两个城市，A和B，A这个地方如果你去投资成本低、销路广、利益广。B的这个城市成本比它高、盈利比它少，按经济人假设肯定在效果最好的地方投资，有些人偏偏要到B那个地方投资去。为什么呢？经济学不好解释这个问题的，社会学可以解释，因为实际生活中有各种考虑。

　　三种调节，市场调节是第一种调节，是用一只无形的手来支撑的。政府调节是第二种调节，政府用有形的手来支配的，有形的手包括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等等。现在有没有第三种调节？市场的出现是几千年前的事情，政府调节更晚了，是到国家形成了、政府出现了才出现。可是人类社会少说也有几万年了，在几万年时间没有市场、没有政府，但是人类社会存活下来，只能是道德力量调节，所以道德力量调节是第三种调节。

　　资源配置效率比生产效率更重要

　　在经济学里面，长期以来所强调的是生产效率。什么叫生产效率？经济学里就是投入产出的关系。比如说一个企业，它如果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效率提高了，这就是增加效率，或者在效益不变的情况下投入能够减少也是一样的。生产效率是有用的，也是值得关注的。

　　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了第二种效率，就是资源配置效率。

　　假定投入总量不变，但是你可以用A方式配置这些资源，也可以用B方式配置资源。如果你用A方式配置资源，结果会得到A，用B方式配置资源于到方式是N+1，这就表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

　　这个排列出来以后，经济学发展的变化，生产效率固然重要，但资源配置效率是更重要的。

　　为什么？因为生产效率主要是在微观领域起作用，一个企业、一个单位等有微观性。从宏观角度讲，更重要的是资源配置效率。

　　以我们国家来说，国有资产有“好多万亿”，如果使用不好、配置不当，这就是损失。改革就是让国有资本，让国有的资源能够更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利用。

　　需要重视产权激励制度

　　从经济理论分析，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一个原理，利润是物质资本投入者和人力资本投入者共同创造的，光有物质资本投入创造不了利润，光有人力资本投入也创不了利润。

　　既然如此，为什么利润的分配只是让物质资本投入者所享有，人力资源投入者不享有呢，只能从成本中的工资部分取得自己的报酬，这合理吗？

　　所以很多经济学家提出这样不合理，明明是共同创造的，为什么我们只能从成本中的工资部分取得报酬呢？所以提出要分享，分享有各种办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产权激励制度，人力资本投入者根据贡献的大小能够分享利润。

　　宏观调控重在微调、预调

　　进入新常态以后，宏观经济调控是不可缺少的。宏观经济调控一定要以微调、预调为主，不要动不动就大起大落、大升大降、大摇大摆，这是有害处的。

　　最大的害处在哪里？就是养成了宏观调控依赖症，没有宏观调控就不行了，削弱了市场调节的作用。经济应该是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是毕竟是辅助性的。

　　经济中本来是有内生机制的，宏观调控太多了、太频繁了，给抹杀掉了。从宏观角度讲，一部分人有小业主意识不是坏事，平衡了社会。宏观调控不可少，但它必然是走向这样一条路就是微调、预调。

　　经济低碳化是新目标

　　任何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都有充分就业、物价基本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现在来看，要升级到第五目标。因为人们的环保意识在增强，现在的环保概念与30年前不同。30年前只是有毒的不让排，现在的环保概念改了，二氧化碳也不让多排。

　　所以现在提出了第五个目标，就是经济低碳化，这对我们的长远发展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

　　谈话整理/新京报记者 张弘